武则天本人，对这场思想领域的变迁保持着高度关注和深沉的审慎。她定期阅览《神都旬报》和从市面上搜集来的有代表性的“新学”著作、争议小报。对于格物院沈括等人的“实证”研究，只要不涉及“天命”、“祥瑞”等敏感领域，她表现出惊人的宽容甚至兴趣，曾亲自询问过石油利用和指南针改良的细节，并拨付内帑资助。这无疑是对“实学”的极大鼓励。然而，当有密奏报告，某地有士子私下聚会，以“探讨经义”为名，实则“非议朝政，影射女主”，言辞间涉及“牝鸡司晨”等恶毒比喻时，武则天的手段则凌厉无比。涉事士子被地方官以“妄议朝政、结交匪类”的模糊罪名逮捕，流放岭南，其聚会的书院被查封。此案并未通过“出版言论审议会”，也未公开涉及具体文字，而是以政治罪名处理，传递出清晰无误的信号：在触及皇权根本、尤其是涉及武则天本人权威和性别政治这一最敏感神经时，没有任何讨论空间，法律的红线与政治的红线高度重叠，且后者更为严酷和不可触碰。
掌控与放任，如同驾驭一辆狂奔的马车，时而轻提缰绳，时而略松鞭策，目标始终是让马车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行，而不致失控翻覆。 朝廷通过《出版法》及其执行机制，划出了大致的跑道；通过官报和正统学说，树立了路标；通过科举导向和“特许阅览”，引导着驾车人（知识精英）的方向；通过严厉的政治惩戒，标示出了绝不能坠落的悬崖。
然而，这种平衡极其脆弱，且成本高昂。它需要决策者（武则天、李瑾）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时刻的警觉，需要执行者（狄仁杰、审议会）高超的平衡技巧和相当的担当，更需要整个官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配合。而反对的力量从未消失。以孔颖达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不断上疏抨击朝廷“纵容邪说，礼法日弛”，要求收紧管制。地方守旧官员，则常常以“维护风化”为名，对辖区内稍有“出格”的言论和出版物进行打压，有时甚至超出《出版法》的授权，引发与审议会的管辖冲突。民间激进的声音，则在试探边界的过程中时而遭遇挫败，积累着不满。
更深刻的是，思想的活跃，如同地下的暗流，已经开始侵蚀旧有秩序的根基。对现实的批判，会自然地引申到对造成这些现实的制度原因的追问；对“义利”的重新讨论，冲击着“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对“实学”的推崇，无形中贬低了纯经义文章的价值；甚至对经典“疑古”的思潮，也隐隐动摇着现行统治合法性的部分意识形态基础（尽管尚未直接触及）。
一天傍晚，狄仁杰在政事堂值房中，对着摇曳的烛火，对前来议事的李瑾叹道：“殿下，老臣近日愈感，这‘掌控’与‘放任’，犹如执双刃剑，稍有不慎，反伤自身。朝廷开此言论之口，本意为通下情、收才智、防壅塞。然今观之，下情固然稍通，然杂音亦甚嚣尘上；才智固有显露，然奇谈怪论亦随之而起；壅塞虽防，然门户洞开，风雨亦至。 更可虑者，言路一开，人心思动。如今市井之间，非但议朝政，更且论制度、评圣人、究天理。长此以往，恐非国家之福。”
李瑾默然片刻，缓缓道：“狄相所言，孤岂不知？然，此乃大势，非人力可逆。印刷之术既兴，知识下移，民智渐开，此千古未有之变局。 堵，只能堵于一时，且堵之愈力，溃之愈烈。导，虽风险重重，然或可引水溉田，化害为利。如今诸般新论、异说，看似纷乱，实则是旧瓶将裂，新醪欲出之象。朝廷所要做的，非是将旧瓶箍紧，而是引导这新醪，酿成于我朝有益之佳酿。 这需要时日，更需要耐心和定力。”
他走到窗前，望着宫城外长安城的万家灯火，其中不知有多少盏灯下，正有人在奋笔疾书，或激烈辩论。“眼下，这思想领域的喧嚣，尚在可控之内。朝廷的‘官道’、‘正学’、‘利禄之途’、‘法律之界’四管齐下，虽不能尽收其效，亦可收大半之功。真正的大考，尚未到来。” 李瑾
掌控与放任，如同驾驭一辆狂奔的马车，时而轻提缰绳，时而略松鞭策，目标始终是让马车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行，而不致失控翻覆。 朝廷通过《出版法》及其执行机制，划出了大致的跑道；通过官报和正统学说，树立了路标；通过科举导向和“特许阅览”，引导着驾车人（知识精英）的方向；通过严厉的政治惩戒，标示出了绝不能坠落的悬崖。
然而，这种平衡极其脆弱，且成本高昂。它需要决策者（武则天、李瑾）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时刻的警觉，需要执行者（狄仁杰、审议会）高超的平衡技巧和相当的担当，更需要整个官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配合。而反对的力量从未消失。以孔颖达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不断上疏抨击朝廷“纵容邪说，礼法日弛”，要求收紧管制。地方守旧官员，则常常以“维护风化”为名，对辖区内稍有“出格”的言论和出版物进行打压，有时甚至超出《出版法》的授权，引发与审议会的管辖冲突。民间激进的声音，则在试探边界的过程中时而遭遇挫败，积累着不满。
更深刻的是，思想的活跃，如同地下的暗流，已经开始侵蚀旧有秩序的根基。对现实的批判，会自然地引申到对造成这些现实的制度原因的追问；对“义利”的重新讨论，冲击着“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对“实学”的推崇，无形中贬低了纯经义文章的价值；甚至对经典“疑古”的思潮，也隐隐动摇着现行统治合法性的部分意识形态基础（尽管尚未直接触及）。
一天傍晚，狄仁杰在政事堂值房中，对着摇曳的烛火，对前来议事的李瑾叹道：“殿下，老臣近日愈感，这‘掌控’与‘放任’，犹如执双刃剑，稍有不慎，反伤自身。朝廷开此言论之口，本意为通下情、收才智、防壅塞。然今观之，下情固然稍通，然杂音亦甚嚣尘上；才智固有显露，然奇谈怪论亦随之而起；壅塞虽防，然门户洞开，风雨亦至。 更可虑者，言路一开，人心思动。如今市井之间，非但议朝政，更且论制度、评圣人、究天理。长此以往，恐非国家之福。”
李瑾默然片刻，缓缓道：“狄相所言，孤岂不知？然，此乃大势，非人力可逆。印刷之术既兴，知识下移，民智渐开，此千古未有之变局。 堵，只能堵于一时，且堵之愈力，溃之愈烈。导，虽风险重重，然或可引水溉田，化害为利。如今诸般新论、异说，看似纷乱，实则是旧瓶将裂，新醪欲出之象。朝廷所要做的，非是将旧瓶箍紧，而是引导这新醪，酿成于我朝有益之佳酿。 这需要时日，更需要耐心和定力。”
他走到窗前，望着宫城外长安城的万家灯火，其中不知有多少盏灯下，正有人在奋笔疾书，或激烈辩论。“眼下，这思想领域的喧嚣，尚在可控之内。朝廷的‘官道’、‘正学’、‘利禄之途’、‘法律之界’四管齐下，虽不能尽收其效，亦可收大半之功。真正的大考，尚未到来。” 李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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