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既未屈从于卫道士的压力以言治罪，也未完全放任，而是采取了“批评-规训-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在朝野引起不小震动。支持者认为裁决公正，保护了有益的批评；反对者则认为开了恶劣先例，助长了“蔑礼”之风。无论如何，此案确立了审议会处理类似“风俗批评”案件的一个先例：只要不直接否定核心价值，对具体社会现象的讽谏，有一定包容空间。
然而，平衡的艺术并非总能奏效。同年夏，一份在江南颇有影响力的时评小报《直言报》，刊登了一篇分析江淮漕运弊病的文章，文中不仅批评了漕运衙门效率低下、耗损严重，更将矛头隐隐指向了主持漕运事务的某位户部侍郎的姻亲，暗示其“用人唯亲，中饱私囊”。文章论据详实，逻辑清晰，在江南士商中引起强烈共鸣。那位侍郎大为光火，指使手下以“诽谤大臣、煽动不满”为由，向刑部控告。此案被提交审议会。
这一次，争议更加激烈。支持《直言报》的一方认为，文章批评的是公共事务，且有事例和数据支撑（虽然部分数据来源存疑），属于“出以公心，有所依据”的政策批评。反对的一方则认为，文章影射攻击朝廷重臣，已超出政策讨论范畴，属于恶意诽谤，且可能影响漕运稳定。审议会内部也分裂严重。最终，在狄仁杰的斡旋和武则天某种程度的暗示下（她并不喜欢那位侍郎，但更不愿看到舆论随意攻击高官），做出了一个折中而模糊的裁决：《直言报》文章就漕运弊政提出批评，有其价值，但部分措辞欠妥，影射官员之举缺乏确凿证据，易生误导。 故对《直言报》处以罚金、刊登更正澄清启事的处罚，并未追究作者（笔名）和主编刑责。同时，朝廷下旨申饬漕运衙门，责令其整顿弊政。这个“各打五十大板”的裁决，未能让任何一方完全满意。卫道士认为处罚太轻，纵容了“谤上”；开明派和报人群体则感到寒心，认为朝廷对批评官员依然敏感，所谓“政策批评”的空间十分脆弱。但另一方面，它也传递出一个信号：纯粹的、有依据的政策批评是被允许的，但涉及具体官员个人，尤其是高官，必须极为谨慎，证据确凿。
再次，是“渠道”的塑造与利用。 李瑾提议的“明算”、“明法”、“明工”等专科取士的建议，经过礼部漫长而激烈的争论，最终在天授元年秋天的科举中，以“制科”的形式小范围试行。虽然录取人数极少（每科不过数人），且所授官职多为技术性副职，但这一信号意义非凡。它向天下士子表明，朝廷不仅需要通晓经义的官员，也需要精通实务的专才。尽管遭到正统儒生的嘲讽，称之为“杂流”，但仍在部分寒门、匠户出身或有志实学的士人中激起了波澜。一些原本埋头于“奇技淫巧”的匠人、方士，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文；一些对经义兴趣不大但擅长算学、律法的读书人，看到了新的晋身之阶。朝廷通过功名利禄的导向，悄然引导着部分知识精英的流向，试图在传统的经学之外，开辟一条新的、服务于帝国治理实务的人才通道。
“特许阅览区”成为另一个微妙的控制阀门。 各地公藏阁的“特许阅览区”准入标准，由礼部和国子监联合制定，通常需要具备生员以上功名，或由当地学官、有名望的士绅担保。这里收藏着大量“争议”著作，如陆淳的《春秋折疑》（尽管无法公开刊行，但特许区保留了少量抄本供“批判研究”）、各种“异端”哲学短论、部分被裁定“言辞过激”但未禁绝的小报合订本、乃至一些翻译粗糙的域外宗教、哲学片段。能够进入此区的，大多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绅、在学的优秀生员、以及经过审查的学者。朝廷既通过限制准入，防止“有害”思想无限制扩散，又以这种“特许”形式，满足了一部分精英的好奇心和批判需求，甚至将潜在的“异见者”部分吸纳进体制内的讨论框架，化暗为明，便于监控和引导。这是一种精英层面的有限开放和“安全”讨论。
最后，是最高统治者的直接干预与象征性姿态。
然而，平衡的艺术并非总能奏效。同年夏，一份在江南颇有影响力的时评小报《直言报》，刊登了一篇分析江淮漕运弊病的文章，文中不仅批评了漕运衙门效率低下、耗损严重，更将矛头隐隐指向了主持漕运事务的某位户部侍郎的姻亲，暗示其“用人唯亲，中饱私囊”。文章论据详实，逻辑清晰，在江南士商中引起强烈共鸣。那位侍郎大为光火，指使手下以“诽谤大臣、煽动不满”为由，向刑部控告。此案被提交审议会。
这一次，争议更加激烈。支持《直言报》的一方认为，文章批评的是公共事务，且有事例和数据支撑（虽然部分数据来源存疑），属于“出以公心，有所依据”的政策批评。反对的一方则认为，文章影射攻击朝廷重臣，已超出政策讨论范畴，属于恶意诽谤，且可能影响漕运稳定。审议会内部也分裂严重。最终，在狄仁杰的斡旋和武则天某种程度的暗示下（她并不喜欢那位侍郎，但更不愿看到舆论随意攻击高官），做出了一个折中而模糊的裁决：《直言报》文章就漕运弊政提出批评，有其价值，但部分措辞欠妥，影射官员之举缺乏确凿证据，易生误导。 故对《直言报》处以罚金、刊登更正澄清启事的处罚，并未追究作者（笔名）和主编刑责。同时，朝廷下旨申饬漕运衙门，责令其整顿弊政。这个“各打五十大板”的裁决，未能让任何一方完全满意。卫道士认为处罚太轻，纵容了“谤上”；开明派和报人群体则感到寒心，认为朝廷对批评官员依然敏感，所谓“政策批评”的空间十分脆弱。但另一方面，它也传递出一个信号：纯粹的、有依据的政策批评是被允许的，但涉及具体官员个人，尤其是高官，必须极为谨慎，证据确凿。
再次，是“渠道”的塑造与利用。 李瑾提议的“明算”、“明法”、“明工”等专科取士的建议，经过礼部漫长而激烈的争论，最终在天授元年秋天的科举中，以“制科”的形式小范围试行。虽然录取人数极少（每科不过数人），且所授官职多为技术性副职，但这一信号意义非凡。它向天下士子表明，朝廷不仅需要通晓经义的官员，也需要精通实务的专才。尽管遭到正统儒生的嘲讽，称之为“杂流”，但仍在部分寒门、匠户出身或有志实学的士人中激起了波澜。一些原本埋头于“奇技淫巧”的匠人、方士，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文；一些对经义兴趣不大但擅长算学、律法的读书人，看到了新的晋身之阶。朝廷通过功名利禄的导向，悄然引导着部分知识精英的流向，试图在传统的经学之外，开辟一条新的、服务于帝国治理实务的人才通道。
“特许阅览区”成为另一个微妙的控制阀门。 各地公藏阁的“特许阅览区”准入标准，由礼部和国子监联合制定，通常需要具备生员以上功名，或由当地学官、有名望的士绅担保。这里收藏着大量“争议”著作，如陆淳的《春秋折疑》（尽管无法公开刊行，但特许区保留了少量抄本供“批判研究”）、各种“异端”哲学短论、部分被裁定“言辞过激”但未禁绝的小报合订本、乃至一些翻译粗糙的域外宗教、哲学片段。能够进入此区的，大多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绅、在学的优秀生员、以及经过审查的学者。朝廷既通过限制准入，防止“有害”思想无限制扩散，又以这种“特许”形式，满足了一部分精英的好奇心和批判需求，甚至将潜在的“异见者”部分吸纳进体制内的讨论框架，化暗为明，便于监控和引导。这是一种精英层面的有限开放和“安全”讨论。
最后，是最高统治者的直接干预与象征性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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