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机印”的问世,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初始的涟漪或许局限于“天工苑”那高墙之内,局限于朝堂高层的密议与忧虑,但随之激起的滔天巨浪,却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帝国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并迅速蔓延至市井民间,深刻触动着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知识的价格与获取门槛。



变化首先发生在长安、洛阳这两都的书籍市场。



东西两市的“书坊”聚集区,以往总是弥漫着一种混合了陈年墨香、纸张气息和淡淡霉味的、略带清冷矜持的氛围。这里交易的,主要是手抄本、少量珍贵的雕版印本(多为佛经、历书或需求量大的经典),以及从更遥远的南方(如成都、扬州)流入的刻本。书价昂贵,一部像样的《诗经》或《论语》手抄本,往往需要数贯甚至十数贯钱,相当于普通农户数月的开销。一卷名家注释的经义,或一部新近流行的诗文集,更是价值不菲,常被藏书家或富家子弟视为可居的奇货。购书、藏书,是财力与身份的象征,更是士族阶层维系文化垄断的重要壁垒之一。



然而,在“神机印”成功运行数月后,市场的坚冰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先是东市一家名为“文华阁”的老字号书铺,在店门口挂出了醒目的新招牌:“新法精印《孝经》《论语》,字大清晰,每册仅售三百文!” 这个价格,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以往,一部手抄的《论语》,品相稍好的,动辄两三贯钱。即便是较为粗劣的坊间抄本,也要近一贯。三百文?不过是一匹普通绢帛的价格,一个中等户人家咬咬牙也能承受。



起初,人们以为是噱头,或是粗制滥造的劣品。但当好奇的人们涌进店铺,看到那摆得整整齐齐、散发着新鲜油墨味道的一摞摞新书时,全都震惊了。纸张是略糙但厚实耐用的竹纸,字迹是用统一的、清晰端正的“唐楷”印刷,墨色均匀,装帧虽是简单的线装,但结实整齐。翻开来看,内容准确无误,正是官府颁布的“标准本”。虽然比不上名家手书的飘逸,也没有精良雕版印本的那种古拙韵味,但便宜、清楚、易得,对绝大多数只是需要阅读内容而非收藏把玩的人来说,这已足够了。



“文华阁”的掌柜姓郑,是个精明又有些魄力的商人。他通过特殊渠道(实则是“天工苑”下属的“官营印书馆”对外试探性合作),以极低的价格批发了首批数百册“机器书”,试探市场。结果,短短半日,被抢购一空。长安城中,消息灵通的寒门士子、小富之家、乃至一些开明的私塾先生,闻风而动。



紧接着,仿佛是约定好一般,西市、东市其他几家有门路的大书商,也相继推出了类似价格的“机器书”,品种也从《孝经》《论语》扩展到《千字文》《百家姓》《急就章》等启蒙读物,再到《算学启蒙(简本)》《农桑辑要(选编)》《千金方(常见方剂篇)》等实用书籍。价格从一百多文到五六百文不等,视篇幅和纸张而定。以往需要数年抄写或重金求购才能凑齐的“蒙学套装”(《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如今加起来还不到一贯钱!



书市的格局,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改写。那些专门为人抄书为生的“经生”和中小型抄书铺,首先感到了刺骨的寒意。他们的手抄本,在价格上完全无法与“机器书”竞争,即便在书法艺术性上略有优势,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购买者而言,这点优势在低廉的价格面前不值一提。一时间,许多经生失业,抄书铺门可罗雀。



更大的冲击波,则传向了书籍的源头——那些依赖出售家藏珍本、手稿或垄断某些经典注释版权的世家大族和著名藏书家。一部罕见的善本、孤本,其价值或许不会因“机器书”的出现而立刻贬损,因为它承载的是文物和稀缺性价值。但那些相对常见、但以往因抄写不易而价格不菲的经典著作及其流行注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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