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图谶、符命、预言歌谣等“妖书”者，必须自行赴官焚毁，否则严惩不贷。鼓励告发，告发者赏，隐匿者同罪。地方官府闻风而动，一时间，各地州府县衙前，焚烧“禁书”的火焰此起彼伏，浓烟滚滚。有人为了避祸，将家中稍涉怪力乱神的书籍，甚至一些正经的阴阳五行、占卜星相典籍，也一并拿出焚毁。士林之中，更是人人自危，相互告诫，莫谈谶纬，莫藏异书。
李义府、崔谧等人主持的查办，则更加雷厉风行。借着这道诏令，他们罗织罪名，打击异己。一些与关陇世家过从甚密、或曾对“圣母临人”流露出不满的官员、文人，被以“私藏妖书”、“传播谤言”的罪名下狱。抄家、审讯、流放……恐怖的气氛在官场和部分士人圈中弥漫。虽然李瑾“甄别存录”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滥杀，但政治清洗的味道，已然浓得化不开。
而与此同时，《大唐报》按照李瑾的指示，连续刊发系列文章。有考证谶纬起源、指出其多系后人附会伪造的考据文；有列举历代因迷信谶纬而身死国灭教训的史论；有讲解农时节气、天文历法等自然知识的科普短文；更有大量宣扬“人定胜天”、“勤俭致富”、“忠君爱国”的劝世良言。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对“天命所归”、“圣母临人”的颂扬，但整体上，确实在尝试用一种相对“理性”（以当时的标准）和务实的态度，去引导舆论，抵消谶纬迷信的影响。
两京的茶楼酒肆里，关于“禁书令”的窃窃私语，与诵读《大唐报》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是对朝廷铁腕手段的恐惧和私下非议；另一方面，是官方通过报纸传递的“正确”信息和价值观的持续灌输。恐惧压制了公开的异见，而持续的正面宣传，则试图在人们心中构建起新的认知框架。
深夜，梁国公府书房。李瑾放下手中最新一期的《大唐报》清样，上面有一篇他授意撰写的文章，谈的是“谣言止于智者，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他揉了揉眉心，看向窗外沉沉的夜色。
禁谶纬，是武则天巩固权力、清除思想异己的必然之举。他支持，是因为那些攻击性的谶语和流言，同样也威胁着他的地位和安全。但他更清楚，这种以政治权力强行统一思想、扼杀一切“异端”苗头的手段，短期内或许有效，长期来看，却会扼杀思想的活力，造就万马齐喑的局面，甚至催生更极端的反抗。他提出“甄别存录”和利用报纸引导，是在这铁幕之下，试图保留一丝理性的缝隙，播下一点务实的种子。
“以言罪人，古已有之。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截愈严，其溃愈烈。” 他对侍立一旁的谋士沈谦低声道，“今日禁谶纬，明日又当禁何书？禁何言？长此以往，非国家之福。”
沈谦低声道：“国公所虑极是。然则天后之意已决，借‘洛水瑞石’之天意，行肃清异己之实。眼下之势，顺之者昌。国公能于其中，略作匡正，保存些许有用之学，已属不易。”
李瑾默然。他知道沈谦说得对。在武则天借助“天命”光环，权力和威望如日中天之际，任何直接的反对都是不明智的。他只能在这洪流之中，尽量做一些修补和引导的工作。
“《大唐报》那边，关于破除迷信、倡导实学的文章，可以再多一些。多请些真正懂农事、懂水利、懂工匠技艺的人来写，哪怕文笔差些也无妨，重在实在。那些空谈性理、一味颂圣的酸文，适当减少。” 李瑾吩咐道，“另外，上次说的，遴选国子监、弘文馆中聪颖寒门子弟，开设实学旁听之事，章程拟得如何了？”
“回国公，已初步拟就。只是……” 沈谦有些犹豫，“此事恐需陛下或天后明旨，且涉及学制改动，阻力不小。尤其是一些大儒，认为此乃舍本逐末，不重圣人之学，反去学那些奇技淫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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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府、崔谧等人主持的查办，则更加雷厉风行。借着这道诏令，他们罗织罪名，打击异己。一些与关陇世家过从甚密、或曾对“圣母临人”流露出不满的官员、文人，被以“私藏妖书”、“传播谤言”的罪名下狱。抄家、审讯、流放……恐怖的气氛在官场和部分士人圈中弥漫。虽然李瑾“甄别存录”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滥杀，但政治清洗的味道，已然浓得化不开。
而与此同时，《大唐报》按照李瑾的指示，连续刊发系列文章。有考证谶纬起源、指出其多系后人附会伪造的考据文；有列举历代因迷信谶纬而身死国灭教训的史论；有讲解农时节气、天文历法等自然知识的科普短文；更有大量宣扬“人定胜天”、“勤俭致富”、“忠君爱国”的劝世良言。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对“天命所归”、“圣母临人”的颂扬，但整体上，确实在尝试用一种相对“理性”（以当时的标准）和务实的态度，去引导舆论，抵消谶纬迷信的影响。
两京的茶楼酒肆里，关于“禁书令”的窃窃私语，与诵读《大唐报》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是对朝廷铁腕手段的恐惧和私下非议；另一方面，是官方通过报纸传递的“正确”信息和价值观的持续灌输。恐惧压制了公开的异见，而持续的正面宣传，则试图在人们心中构建起新的认知框架。
深夜，梁国公府书房。李瑾放下手中最新一期的《大唐报》清样，上面有一篇他授意撰写的文章，谈的是“谣言止于智者，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他揉了揉眉心，看向窗外沉沉的夜色。
禁谶纬，是武则天巩固权力、清除思想异己的必然之举。他支持，是因为那些攻击性的谶语和流言，同样也威胁着他的地位和安全。但他更清楚，这种以政治权力强行统一思想、扼杀一切“异端”苗头的手段，短期内或许有效，长期来看，却会扼杀思想的活力，造就万马齐喑的局面，甚至催生更极端的反抗。他提出“甄别存录”和利用报纸引导，是在这铁幕之下，试图保留一丝理性的缝隙，播下一点务实的种子。
“以言罪人，古已有之。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截愈严，其溃愈烈。” 他对侍立一旁的谋士沈谦低声道，“今日禁谶纬，明日又当禁何书？禁何言？长此以往，非国家之福。”
沈谦低声道：“国公所虑极是。然则天后之意已决，借‘洛水瑞石’之天意，行肃清异己之实。眼下之势，顺之者昌。国公能于其中，略作匡正，保存些许有用之学，已属不易。”
李瑾默然。他知道沈谦说得对。在武则天借助“天命”光环，权力和威望如日中天之际，任何直接的反对都是不明智的。他只能在这洪流之中，尽量做一些修补和引导的工作。
“《大唐报》那边，关于破除迷信、倡导实学的文章，可以再多一些。多请些真正懂农事、懂水利、懂工匠技艺的人来写，哪怕文笔差些也无妨，重在实在。那些空谈性理、一味颂圣的酸文，适当减少。” 李瑾吩咐道，“另外，上次说的，遴选国子监、弘文馆中聪颖寒门子弟，开设实学旁听之事，章程拟得如何了？”
“回国公，已初步拟就。只是……” 沈谦有些犹豫，“此事恐需陛下或天后明旨，且涉及学制改动，阻力不小。尤其是一些大儒，认为此乃舍本逐末，不重圣人之学，反去学那些奇技淫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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