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百三十五章 果酱
回过神:“没什么,家里做的果干,尝尝味道。”
“哎呀,这是芒果干?”小李眼睛亮了,“我在海南当知青时吃过!那味道,一辈子忘不了!您家还有吗?”
林华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纸包:“还有几片,你尝尝。”
小李接过纸包
“怎么样?”林华问。
“就是这个味儿!”小李,“我在海南八年,回来五年,以为这辈子再也吃不到这个味道了……”
林华没说话,拍了拍他的肩。
他理解这种感觉。不是芒果干多好吃,是它承载的记忆太重了。
试验田里的工作继续。他们今天测试的是林华主导设计的“小型稻麦两用收割机”——侧重北方平原的大规模作业。样机已经完成,正在进行田间试运行。
“林工,传动系统有点发热。”技术员老张从机器边探出头。
林华立刻放下茶缸,快步走过去。他蹲在机器旁,伸手摸了摸传动箱外壳,又让老张启动机器,侧耳听了几秒钟:“三号轴承间隙偏大,停机,换轴承。”
“可是咱们库房没有这个型号的备件了。”
林华皱眉。这是老问题了——计划内的物资总是不能及时到位,计划外的物资又没渠道采购。
他想起陈飞说过的话:“需要什么,列清单给我。”
清单其实早就列好了。不只是轴承,还有几种特种钢材、精密仪表、控制开关……都是这台收割机样机急需、但研究所物资科“正在申请”的零件。申请报告递上去两个月了,石沉大海。
林华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那张清单,又看了一遍。他犹豫了很久,还是拿起电话,联系了陈飞。
“陈飞,是我,林华。”,“有件事……想麻烦你。”
电话那头,陈飞:“大哥你说。”
“我们这边试验收割机,缺几种零件。”林华,“清单我这里有,你要是有渠道,能不能帮忙问问?按正常采购流程,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我们研究所打款……”
“清单给我。”陈飞,“三天内,零件送到你们所门口。”
林华:“三天?陈飞,这可不是小零件,有些是要进口的……”
“三天。”陈飞,“大哥,你在那边安心搞科研,后勤的事我来解决。你只需要告诉我,这台机器搞成了,能给农民省多少力气,增多少产量。”
林华:“如果顺利,每亩水稻收割成本能降四成,效率提高三倍。全国有四亿亩水稻……”
“那就值得。”陈飞说,“清单你下午派人送到我办公室,或者我让司机去取。”
清单下午就送到了陈飞办公室。送件的是实习生小李,把信封双手递给陈飞:“林工说,请您一定注意安全,零件的事不急,慢慢来……”
“知道了。”陈飞接过信封,看了看小李,“你就是小李?在海南待过八年那个?”
小李受宠若惊:“是、是的陈主任,您怎么知道?”
“林工提过。”陈飞没多说,从抽屉里拿出两个苹果,“路上吃。”
小李捧着苹果,走出办公楼时还回头看了好几眼。
陈飞关上门,打开信封。清单列得详细,每一种零件的规格、型号、数量、甚至参考生产厂家都标得清清楚楚。林华的字迹工整严谨,一如他的为人。
陈飞意识沉入系统。
搜索、筛选、下单。
特种轴承:12套,规格详见附件,48闪购币
合金结构钢棒料:40cr,直径35,总长3米,22闪购币
仪表轴承:瑞士进口,4套,120闪购币
电磁控制开关:日本产,6个。36闪购币
配套润滑油、密封件等。15闪购币
总计:241闪购币
周明远最近没有休息。他坐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那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厚厚一摞资料——各地寄来的调研报告、统计局印发的内部数据、手写的谈话记录、剪贴的报纸文章。
他在写那份关于物资流通体制改革的报告。
难。太难了。
他从小受的教育告诉他,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计划是神圣的,一切脱离计划的物资流通都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
但他在各地看到的现实是:计划根本覆盖不了所有需求。农民需要化肥,工厂需要原料,老百姓需要生活用品——计划内的供应永远差一口气。这一口气,谁给补上?谁补上了,就是谁在“搞资本主义”。
可如果不让补,那一口气就可能憋死人。
他想起上周在通县看到的那个展销会。那些电视机、摩托车、水泥、钢材……它们从哪里来?不是偷的,不是抢的,是工厂生产的,是农民种出来的,是本来就在这个国家土地上的物资。只是因为计划没有给它们“名分”,它们就只能在地下流通。
这是谁的错?
周明远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敲门声响起。他应了一声,进来的是中心副主任李兆年。
“明远,还在加班?”李兆年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但精神矍铄。他在中心分管理论研究,对周明远颇为器重。
“李主任,您怎么也没休息?”
“年纪大了,觉少。”李兆年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周明远:“李主任,我遇到一个难题。”
“说说。”
“我在想,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评价这些‘计划外流通’?”周明远艰难地组织着语言,“是把它看作必须打击的违法行为,还是看作……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
李兆年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窗外,夜色中的长安街路灯通明,偶尔有汽车驶过。
“明远,”老人缓缓开口,“你今年四十五了吧?”
“是。”
“我四十五岁的时候,正在五七干校养猪。”李兆年笑了笑,语气平淡,“在那之前,我在国家计委工作了二十年。二十年里,我参与制定过无数个‘计划’,粮、棉、油、钢、煤、电……每一个数字都反复测算,每一个指标都层层分解。我们以为自己掌握着真理,以为有了计划,国家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哎呀,这是芒果干?”小李眼睛亮了,“我在海南当知青时吃过!那味道,一辈子忘不了!您家还有吗?”
林华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纸包:“还有几片,你尝尝。”
小李接过纸包
“怎么样?”林华问。
“就是这个味儿!”小李,“我在海南八年,回来五年,以为这辈子再也吃不到这个味道了……”
林华没说话,拍了拍他的肩。
他理解这种感觉。不是芒果干多好吃,是它承载的记忆太重了。
试验田里的工作继续。他们今天测试的是林华主导设计的“小型稻麦两用收割机”——侧重北方平原的大规模作业。样机已经完成,正在进行田间试运行。
“林工,传动系统有点发热。”技术员老张从机器边探出头。
林华立刻放下茶缸,快步走过去。他蹲在机器旁,伸手摸了摸传动箱外壳,又让老张启动机器,侧耳听了几秒钟:“三号轴承间隙偏大,停机,换轴承。”
“可是咱们库房没有这个型号的备件了。”
林华皱眉。这是老问题了——计划内的物资总是不能及时到位,计划外的物资又没渠道采购。
他想起陈飞说过的话:“需要什么,列清单给我。”
清单其实早就列好了。不只是轴承,还有几种特种钢材、精密仪表、控制开关……都是这台收割机样机急需、但研究所物资科“正在申请”的零件。申请报告递上去两个月了,石沉大海。
林华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那张清单,又看了一遍。他犹豫了很久,还是拿起电话,联系了陈飞。
“陈飞,是我,林华。”,“有件事……想麻烦你。”
电话那头,陈飞:“大哥你说。”
“我们这边试验收割机,缺几种零件。”林华,“清单我这里有,你要是有渠道,能不能帮忙问问?按正常采购流程,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我们研究所打款……”
“清单给我。”陈飞,“三天内,零件送到你们所门口。”
林华:“三天?陈飞,这可不是小零件,有些是要进口的……”
“三天。”陈飞,“大哥,你在那边安心搞科研,后勤的事我来解决。你只需要告诉我,这台机器搞成了,能给农民省多少力气,增多少产量。”
林华:“如果顺利,每亩水稻收割成本能降四成,效率提高三倍。全国有四亿亩水稻……”
“那就值得。”陈飞说,“清单你下午派人送到我办公室,或者我让司机去取。”
清单下午就送到了陈飞办公室。送件的是实习生小李,把信封双手递给陈飞:“林工说,请您一定注意安全,零件的事不急,慢慢来……”
“知道了。”陈飞接过信封,看了看小李,“你就是小李?在海南待过八年那个?”
小李受宠若惊:“是、是的陈主任,您怎么知道?”
“林工提过。”陈飞没多说,从抽屉里拿出两个苹果,“路上吃。”
小李捧着苹果,走出办公楼时还回头看了好几眼。
陈飞关上门,打开信封。清单列得详细,每一种零件的规格、型号、数量、甚至参考生产厂家都标得清清楚楚。林华的字迹工整严谨,一如他的为人。
陈飞意识沉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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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结构钢棒料:40cr,直径35,总长3米,22闪购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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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控制开关:日本产,6个。36闪购币
配套润滑油、密封件等。15闪购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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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远最近没有休息。他坐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那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厚厚一摞资料——各地寄来的调研报告、统计局印发的内部数据、手写的谈话记录、剪贴的报纸文章。
他在写那份关于物资流通体制改革的报告。
难。太难了。
他从小受的教育告诉他,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计划是神圣的,一切脱离计划的物资流通都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
但他在各地看到的现实是:计划根本覆盖不了所有需求。农民需要化肥,工厂需要原料,老百姓需要生活用品——计划内的供应永远差一口气。这一口气,谁给补上?谁补上了,就是谁在“搞资本主义”。
可如果不让补,那一口气就可能憋死人。
他想起上周在通县看到的那个展销会。那些电视机、摩托车、水泥、钢材……它们从哪里来?不是偷的,不是抢的,是工厂生产的,是农民种出来的,是本来就在这个国家土地上的物资。只是因为计划没有给它们“名分”,它们就只能在地下流通。
这是谁的错?
周明远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敲门声响起。他应了一声,进来的是中心副主任李兆年。
“明远,还在加班?”李兆年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但精神矍铄。他在中心分管理论研究,对周明远颇为器重。
“李主任,您怎么也没休息?”
“年纪大了,觉少。”李兆年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周明远:“李主任,我遇到一个难题。”
“说说。”
“我在想,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评价这些‘计划外流通’?”周明远艰难地组织着语言,“是把它看作必须打击的违法行为,还是看作……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
李兆年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窗外,夜色中的长安街路灯通明,偶尔有汽车驶过。
“明远,”老人缓缓开口,“你今年四十五了吧?”
“是。”
“我四十五岁的时候,正在五七干校养猪。”李兆年笑了笑,语气平淡,“在那之前,我在国家计委工作了二十年。二十年里,我参与制定过无数个‘计划’,粮、棉、油、钢、煤、电……每一个数字都反复测算,每一个指标都层层分解。我们以为自己掌握着真理,以为有了计划,国家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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