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54章 一劳永逸的解决游牧问题，并不能只
回望千年历史，北方游牧政权似乎总是困扰中原王朝边境安全的问题。
从武帝时期的全盛匈奴，到宋代的澶渊之盟，再到明朝的土木堡之变。
究其原因，还是中原王朝在军事上不具备长期作战能力。
在短期内可以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取得胜利。
但无法进行长期的追击歼灭战，也就无法彻底消灭北方的有生作战力量。
所以常常有人问，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把游牧给灭了，这样不就没有边患了吗？
先不考虑这会付出多高的军事成本。
即便真的有封建王朝，把草原上的每一个人给杀了。
那么打下的这片土地，你总得移民过去吧？
草原环境恶劣，风餐露宿，栉风沐雨。
夏天的野蚊子能直接把人给咬死。
任何汉民，只要到了草原长期居住，那他就是会胡化。
由此成为新的游牧。
是环境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环境。
所以草原民族并非天生就野蛮。
他们只是因为环境限制，只能活的像个野蛮人。
那么转换一种思路，改为直接统治草原地区行不行？
这其实也不现实。
农耕帝国与草原帝国有着不同的文明形态，与统治逻辑。
农耕文明重点看税收，讲究一个稳定。
游牧文明一年四季都在迁徙，对于这群居无定所的人。
你中央政府既无法调查人口，又无法按时找他们收税。
甚至你收上来的税，都不见得比得上你在草原上找人的成本。
所以要保证一劳永逸，万世太平。
团结“非我族类”，是非常需要政治智慧的一件事。
它必须运行一套双元双轨，又相互依存共生的政治制度。
故此，李翊始终反对单纯通过暴力，来缓解游牧之患。
这是低效、贫民、伤财的。
最佳的方式，还是加深两国贸易，使双边经济高度绑定。
这样一来，
一旦两国开战，统治者就会瞻前顾后，处处掣肘。
以致尽可能地避免两国争端。
这其实涉及到一个现代经济管理学的问题。
好在李翊在这方面专业对口。
当即对众鲜卑部使者，提出了加深两国贸易，扩大商品规模的建议。
而这建议一出，立马招来了众部使者的反对。
其中以轲比能部使者素乌最是不能理解，当即对李翊的主张提出质疑。
“……丞相之见，皆为坐论，非圣人之言。”
“我等虽为边鄙，亦尝听闻汉家有云：”
“——天殖货财，皆有定数，不可尽出。”
“夫商贾之道，不过徙货易位，岂能无中生有？”
“昔粮肉不足以饱胡汉之口，今经筹算，反能足食。”
“此何理耶？”
素乌所提出的观点，其实代表了整个封建时期人们的观点。
在他看来，不论是胡人还是汉人，他们的货物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无止尽的拿来交易。
也就是司马光说的，“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
认为天下的财富有限，不在老百姓手里，就是在官府手里。
后世很多统治者都没能逃出这个刻板印象。
这其实还是受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影响，
认为生产力是不能被解放、被发展的。
全天下的财货就那么多，不管怎么变法，无非就是看蛋糕怎么分。
而不会使蛋糕变大。
后世许多变法家，也只是在考虑如何分蛋糕，而不是在想该怎么把蛋糕做大。
在这方面，其实王安石的理论是最符合现代经济学的。
王安石提出了：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从生产角度来说，要增加财富就得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从金融学角度说，投资、财产的流转都可能产生新的财富。
李翊从前是干什么的自不用多说。
他要想论证管理和统筹，以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那么前后五百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跟他打。
管仲、桑弘羊、诸葛亮、王猛等人也不例外。
李翊绝不会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跟素乌等人科普，什么叫解放生产力。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既得利益。
那么基于此，李翊便以“诱导式”谈话，向素乌提出要求：
“公等皆以为，草原不能提供足量牛羊。”
“然私以为，若扩大畜养规模，以诸部实力，便能满足本相之所需。”
此言一出，以素乌为首的使者，都在那里冷笑。
仿佛听到了一个非常幼稚的话题。
按理说，游牧民族的牛羊都是成群的，应该越繁殖越多才对。
但牧民都是逐水草而居，所控制的牛羊，不可能超过放牧地区的草料承受极限。
不然，大草原上的水草喂养不了那么多牛羊，就只会白白饿死。
为此，李翊接着进行补充：
“公等若在牛羊长老之前，将之屠宰售卖。”
“不就能控制草料供给，不致使畜牧过度耶？”
说白了，草料毕竟不是稀缺资源。
牧民们没有一个对草料资源的管理的基本概念。
牛羊在成年之后，就不会再长膘了，甚至有可能掉膘。
再养着它们，就是纯纯浪费资源。
何况牛羊在成年时期，就是它们交易价值最高的时候。
可道理大家都懂，
但牧民们还是无法做到，将它们随意宰杀。
理由也很简单，
杀了肉就无法保存，容易腐烂变质。
所以它们宁可养着老牛老羊，以保证自己手里始终有硬通货。
所以当李翊提出这个建议后，素乌当即出声反驳：
“……明公之论虽善，然我部纵知牛羊老不益肉，亦不忍妄杀。”
“畜活则肉存，骤屠过量，腐臭谁食？”
说着，看一眼众身后其他诸部的使者。
众使者包括乌桓人在内，纷纷起身，连道：是也是也。
杀了，我们吃什么？
“若将牛羊尽易钱财，猝逢雪灾。”
“钱不可衣，铜不可啖。”
“吾等岂非授命于人乎？”
“观汉胡旧市，吾辈惟换盐铁必用之物，足则止售。”
“宁纵牛羊食野，不积铜山堆库。”
“盖皆此之论也。”
素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翊经济论上的另一个漏洞。
那就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牛羊就是他们的硬通货。
换取汉人的五铢钱，赶上大雪大灾天气。
这些钱就是堆铜疙瘩，完全不如实实在在的牛羊好使。
所以，纵观历朝历代的汉胡交易。
每朝都有，可为什么一旦两地爆发战争，边市贸易不能动摇国本呢？
那就是因为贸易的力度不够大！
说白了，你胡人拿牛羊来换取汉人的盐铁，以及一些生活用品，始终都是点到为止。
当换够了，他们是不会把剩下的牛羊拿出来交易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硬通货，是“立身之本”，人不可能把全身家当拿去跟你汉人做交易。
你动摇不了人家的硬通货，战端一起，自然就动摇不了他们的国本。
有人会说，你们还可以拿钱换我们汉人的粮食嘛。
基于这个观点，一名乌桓使者当即发表自身看法：
“汉家边吏更替无常，若遇酷吏闭关，铜即成砾。”
“于吾等皆无用也。”
“况两国之间，战端若启。”
“市绝畜尽，吾之部族又何以存焉？”
游牧人也不是傻子，你把我们的硬通货换成了铜疙瘩，万一不跟我们交易了。
我们这些铜钱就全砸手里了。
到时候，还不是得看你们汉人眼色吃饭？
对此，李翊只是微微一笑。
“尔等皆患鲜肉难贮，钱贱难恃。”
“以吾观来，此易事耳。”
“可以活畜，易我渔阳之腌肉。”
“若嫌咸味过甚，尚有谷粟布帛可储。”
这就是李翊的经济理论。
幽州发展制盐业，间接能够带动腌肉业、咸鱼业的发展。
而游牧输入到内地的牛羊，又间接为腌肉的制作提供了鲜肉资源。
从而形成一条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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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帝时期的全盛匈奴，到宋代的澶渊之盟，再到明朝的土木堡之变。
究其原因，还是中原王朝在军事上不具备长期作战能力。
在短期内可以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取得胜利。
但无法进行长期的追击歼灭战，也就无法彻底消灭北方的有生作战力量。
所以常常有人问，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把游牧给灭了，这样不就没有边患了吗？
先不考虑这会付出多高的军事成本。
即便真的有封建王朝，把草原上的每一个人给杀了。
那么打下的这片土地，你总得移民过去吧？
草原环境恶劣，风餐露宿，栉风沐雨。
夏天的野蚊子能直接把人给咬死。
任何汉民，只要到了草原长期居住，那他就是会胡化。
由此成为新的游牧。
是环境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环境。
所以草原民族并非天生就野蛮。
他们只是因为环境限制，只能活的像个野蛮人。
那么转换一种思路，改为直接统治草原地区行不行？
这其实也不现实。
农耕帝国与草原帝国有着不同的文明形态，与统治逻辑。
农耕文明重点看税收，讲究一个稳定。
游牧文明一年四季都在迁徙，对于这群居无定所的人。
你中央政府既无法调查人口，又无法按时找他们收税。
甚至你收上来的税，都不见得比得上你在草原上找人的成本。
所以要保证一劳永逸，万世太平。
团结“非我族类”，是非常需要政治智慧的一件事。
它必须运行一套双元双轨，又相互依存共生的政治制度。
故此，李翊始终反对单纯通过暴力，来缓解游牧之患。
这是低效、贫民、伤财的。
最佳的方式，还是加深两国贸易，使双边经济高度绑定。
这样一来，
一旦两国开战，统治者就会瞻前顾后，处处掣肘。
以致尽可能地避免两国争端。
这其实涉及到一个现代经济管理学的问题。
好在李翊在这方面专业对口。
当即对众鲜卑部使者，提出了加深两国贸易，扩大商品规模的建议。
而这建议一出，立马招来了众部使者的反对。
其中以轲比能部使者素乌最是不能理解，当即对李翊的主张提出质疑。
“……丞相之见，皆为坐论，非圣人之言。”
“我等虽为边鄙，亦尝听闻汉家有云：”
“——天殖货财，皆有定数，不可尽出。”
“夫商贾之道，不过徙货易位，岂能无中生有？”
“昔粮肉不足以饱胡汉之口，今经筹算，反能足食。”
“此何理耶？”
素乌所提出的观点，其实代表了整个封建时期人们的观点。
在他看来，不论是胡人还是汉人，他们的货物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无止尽的拿来交易。
也就是司马光说的，“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
认为天下的财富有限，不在老百姓手里，就是在官府手里。
后世很多统治者都没能逃出这个刻板印象。
这其实还是受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影响，
认为生产力是不能被解放、被发展的。
全天下的财货就那么多，不管怎么变法，无非就是看蛋糕怎么分。
而不会使蛋糕变大。
后世许多变法家，也只是在考虑如何分蛋糕，而不是在想该怎么把蛋糕做大。
在这方面，其实王安石的理论是最符合现代经济学的。
王安石提出了：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从生产角度来说，要增加财富就得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从金融学角度说，投资、财产的流转都可能产生新的财富。
李翊从前是干什么的自不用多说。
他要想论证管理和统筹，以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那么前后五百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跟他打。
管仲、桑弘羊、诸葛亮、王猛等人也不例外。
李翊绝不会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跟素乌等人科普，什么叫解放生产力。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既得利益。
那么基于此，李翊便以“诱导式”谈话，向素乌提出要求：
“公等皆以为，草原不能提供足量牛羊。”
“然私以为，若扩大畜养规模，以诸部实力，便能满足本相之所需。”
此言一出，以素乌为首的使者，都在那里冷笑。
仿佛听到了一个非常幼稚的话题。
按理说，游牧民族的牛羊都是成群的，应该越繁殖越多才对。
但牧民都是逐水草而居，所控制的牛羊，不可能超过放牧地区的草料承受极限。
不然，大草原上的水草喂养不了那么多牛羊，就只会白白饿死。
为此，李翊接着进行补充：
“公等若在牛羊长老之前，将之屠宰售卖。”
“不就能控制草料供给，不致使畜牧过度耶？”
说白了，草料毕竟不是稀缺资源。
牧民们没有一个对草料资源的管理的基本概念。
牛羊在成年之后，就不会再长膘了，甚至有可能掉膘。
再养着它们，就是纯纯浪费资源。
何况牛羊在成年时期，就是它们交易价值最高的时候。
可道理大家都懂，
但牧民们还是无法做到，将它们随意宰杀。
理由也很简单，
杀了肉就无法保存，容易腐烂变质。
所以它们宁可养着老牛老羊，以保证自己手里始终有硬通货。
所以当李翊提出这个建议后，素乌当即出声反驳：
“……明公之论虽善，然我部纵知牛羊老不益肉，亦不忍妄杀。”
“畜活则肉存，骤屠过量，腐臭谁食？”
说着，看一眼众身后其他诸部的使者。
众使者包括乌桓人在内，纷纷起身，连道：是也是也。
杀了，我们吃什么？
“若将牛羊尽易钱财，猝逢雪灾。”
“钱不可衣，铜不可啖。”
“吾等岂非授命于人乎？”
“观汉胡旧市，吾辈惟换盐铁必用之物，足则止售。”
“宁纵牛羊食野，不积铜山堆库。”
“盖皆此之论也。”
素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翊经济论上的另一个漏洞。
那就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牛羊就是他们的硬通货。
换取汉人的五铢钱，赶上大雪大灾天气。
这些钱就是堆铜疙瘩，完全不如实实在在的牛羊好使。
所以，纵观历朝历代的汉胡交易。
每朝都有，可为什么一旦两地爆发战争，边市贸易不能动摇国本呢？
那就是因为贸易的力度不够大！
说白了，你胡人拿牛羊来换取汉人的盐铁，以及一些生活用品，始终都是点到为止。
当换够了，他们是不会把剩下的牛羊拿出来交易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硬通货，是“立身之本”，人不可能把全身家当拿去跟你汉人做交易。
你动摇不了人家的硬通货，战端一起，自然就动摇不了他们的国本。
有人会说，你们还可以拿钱换我们汉人的粮食嘛。
基于这个观点，一名乌桓使者当即发表自身看法：
“汉家边吏更替无常，若遇酷吏闭关，铜即成砾。”
“于吾等皆无用也。”
“况两国之间，战端若启。”
“市绝畜尽，吾之部族又何以存焉？”
游牧人也不是傻子，你把我们的硬通货换成了铜疙瘩，万一不跟我们交易了。
我们这些铜钱就全砸手里了。
到时候，还不是得看你们汉人眼色吃饭？
对此，李翊只是微微一笑。
“尔等皆患鲜肉难贮，钱贱难恃。”
“以吾观来，此易事耳。”
“可以活畜，易我渔阳之腌肉。”
“若嫌咸味过甚，尚有谷粟布帛可储。”
这就是李翊的经济理论。
幽州发展制盐业，间接能够带动腌肉业、咸鱼业的发展。
而游牧输入到内地的牛羊，又间接为腌肉的制作提供了鲜肉资源。
从而形成一条产业链。
说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