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回国之后把这当做自己的功绩,丧事喜办,他表现出一副精神无比亢奋的样子,好像那些国家都在支持他。



而实际上,据公开媒体报导,戈氏带回莫斯科的只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德国总理科尔的私人友情劝说,科尔说,「科尔奈是你们阵营的人,在那里工作了足足三十年,结果他现在竟然为我们做事;余切是一个中国人,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他对你们有些同情,但你们只是远远的崇拜他,再发发牢骚,然后就此作罢。」



戈氏反驳了。「过去是我们错了,可现在我们醒悟了,我们正在朝正确的方向走去————」



「不,不对!」科尔道,「你永远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有些错是不能犯的,而有些机会也不能错过!」



「那你承诺给我们的援助呢?那是我们的机会!」戈氏绝望的问科尔。



科尔笑了:「这是1989年我许下的,但今时不同以往,你错过了。」



另一件事情是美国大统领给他的回信:华府支持莫斯科的改革,但只能依靠自身资源,而不是依靠任何援助。如果情况好的话,也许我们能有一些作用能够发挥,前提是要看到莫斯科对血煮和市场强烈的、不容置疑的忠诚。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对一个国家和一个人物的羞辱。



可戈氏还能怎么办?



他早该知道那些承诺是空中楼阁。



但他所信仰的「芝加哥学派」就过得好吗?其学派的祖师爷弗里德曼正在被余切穷追猛打,而西方国家的政商界精英们,开始重新学起了「计划体制」的好处,余切甚至有望获得之后的经济学诺奖————世界上竟然有这么荒唐的事情?



在计划体制的大本营快死了的时候,这一学说却突然焕发出新的生机。



戈氏想得到这一切吗?



也许他想得到。



戈氏对刘祥成说:「计划体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坏,关键是我们太过于高傲,以至于不愿意有任何改进,而我们偏偏承担不起这样的高傲。」



「过于的高傲又是自卑的表现,这正是我们的弱点。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不应当存在任何的优劣之分,它只是一种方式,把它当做信仰是可笑的。」



戈氏娓娓道来。



这是他第二次提到了余切相关的事情,刘祥成意识到,《计划体制》以及余切和弗里德曼的争论,一定在莫斯科内部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因此,刘祥成忍不住问戈氏:「在莫斯科,余切也很出名吗?就如同我想像的那样?



「」



戈氏重重点头,随即道:「我们所有人都在不停的争论,各执己见,我们唯一共同赞成的是,余先生为我们写过一些有道德,有良心的话,但我们没有珍惜。」



「好在我们现在明白过来了,一切都只能靠我们自己,他们连波兰都弄不好,怎么会弄得好我们?所有人都在骗我们,我早该知道,苏联人只有靠我们自己。」



戈氏忽然又激动起来,他说话十分快,简直让人记不过来。



还好刘祥成会速记,而且还携带了录音笔。



速记是手写技巧,可以略过说话人的车转辘话,速记有专门的符号语言体系,在外人看来如同天书一般,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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