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比刚才缓和了一些，但那种缓和不是放松，是一种从进攻转为防守的调整，“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金柳市不能再乱了，谁搞乱了金柳市，我就搞乱谁的位置。”
会议室里的人纷纷站起来，椅子被推开的声响此起彼伏，像退潮时的海浪，一波一波地涌上来，又一波一波地退下去。
罗宇达是最后一个走的，他夹着笔记本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刘长河一眼。
刘长河坐在主位上，手里拿着一支烟，烟头的火光在烟雾中一亮一暗，像一只独眼在眨。罗宇达的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推开门走了出去。
刘长河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烟雾从他的鼻腔里喷出来。
金柳市的天亮了，但天亮了不一定就是光明的。
有些人活在光明里，有些人活在黑暗中，有些人活在光明和黑暗之间的灰色地带，像他一样，像杨大川一样，像罗宇达一样，像所有被这座城市的政治生态裹挟着、推搡着、碾压着往前走的人一样，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天、哪个路口、哪个拐角处，像周正一样，从某栋废弃居民楼的天台上跳下去，摔碎了，碎得拼不起来了。
市委大楼门口，杨大川走到赵丽萍面前，站在那条红色的条幅前面，站在那些围观的人群中间，站在那些举着手机拍视频的人的镜头前。他看着赵丽萍那张被眼泪浸透的脸，看着她婆婆那双浑浊的、空洞的、不知道该看向哪里的眼睛，看着那个还背着书包、还不知道爸爸已经死了的男孩。他的嘴张开，又合上，又张开，又合上，像一条被从水里捞出来的、搁浅在岸上的鱼，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
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想说“你丈夫是畏罪自杀”，但他说不出口，因为他知道周正不是畏罪自杀，周正是被人逼死的，被那个暗地里的昌哥，被那些收了钱就替他办事的人，被这个让他在黑暗中越走越深、越走越远、越走越没有回头路的体制。他想说“我们会给你一个说法”，但他知道他说了也不算，因为说法不是他能给的，是刘长河能给的，是这场会议能给的，是金柳市这座城市的政治逻辑能给的。
赵丽萍看着杨大川，看着这个穿着警服的、站在她面前却不敢看她的眼睛的男人，声音沙哑得像一把钝刀在石头上磨：“杨局长，我就问你一句，周正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跳楼？他是被人逼的还是自己跳的？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杨大川低着头，看着地面上那摊被水冲过的淡红色水渍——那是周正的血迹，从废弃居民楼的天台上摔下来，砸在地上，留下的血迹。水冲过了，冲不干净，总有一层淡淡的红色嵌在水泥的缝隙里，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他看着那摊血迹，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抬起头，看着赵丽萍的眼睛，说了一句让她彻底崩溃的话。
“嫂子，对不起。我不知道。”
赵丽萍的眼泪终于决堤了。
她松开手里的条幅，蹲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肩膀，哭得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了的孩子。条幅从她手里滑落，落在地上，被风吹着，在地上翻滚了几下，缠在了杨大川的鞋带上。杨大川低头看着那条红色的条幅，看着那行“周正是被逼死的，还我丈夫命来”的黑色大字，觉得自己鞋带上绑着的不是一条布，是一块墓碑，一块上面刻着他名字的、还没等他死就已经立好了的墓碑。
他把条幅从鞋带上解下来，叠好，放在赵丽萍身边的地上，“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不要再闹了，对谁都不好。”(5/5)
会议室里的人纷纷站起来，椅子被推开的声响此起彼伏，像退潮时的海浪，一波一波地涌上来，又一波一波地退下去。
罗宇达是最后一个走的，他夹着笔记本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刘长河一眼。
刘长河坐在主位上，手里拿着一支烟，烟头的火光在烟雾中一亮一暗，像一只独眼在眨。罗宇达的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推开门走了出去。
刘长河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烟雾从他的鼻腔里喷出来。
金柳市的天亮了，但天亮了不一定就是光明的。
有些人活在光明里，有些人活在黑暗中，有些人活在光明和黑暗之间的灰色地带，像他一样，像杨大川一样，像罗宇达一样，像所有被这座城市的政治生态裹挟着、推搡着、碾压着往前走的人一样，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天、哪个路口、哪个拐角处，像周正一样，从某栋废弃居民楼的天台上跳下去，摔碎了，碎得拼不起来了。
市委大楼门口，杨大川走到赵丽萍面前，站在那条红色的条幅前面，站在那些围观的人群中间，站在那些举着手机拍视频的人的镜头前。他看着赵丽萍那张被眼泪浸透的脸，看着她婆婆那双浑浊的、空洞的、不知道该看向哪里的眼睛，看着那个还背着书包、还不知道爸爸已经死了的男孩。他的嘴张开，又合上，又张开，又合上，像一条被从水里捞出来的、搁浅在岸上的鱼，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
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想说“你丈夫是畏罪自杀”，但他说不出口，因为他知道周正不是畏罪自杀，周正是被人逼死的，被那个暗地里的昌哥，被那些收了钱就替他办事的人，被这个让他在黑暗中越走越深、越走越远、越走越没有回头路的体制。他想说“我们会给你一个说法”，但他知道他说了也不算，因为说法不是他能给的，是刘长河能给的，是这场会议能给的，是金柳市这座城市的政治逻辑能给的。
赵丽萍看着杨大川，看着这个穿着警服的、站在她面前却不敢看她的眼睛的男人，声音沙哑得像一把钝刀在石头上磨：“杨局长，我就问你一句，周正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跳楼？他是被人逼的还是自己跳的？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杨大川低着头，看着地面上那摊被水冲过的淡红色水渍——那是周正的血迹，从废弃居民楼的天台上摔下来，砸在地上，留下的血迹。水冲过了，冲不干净，总有一层淡淡的红色嵌在水泥的缝隙里，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他看着那摊血迹，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抬起头，看着赵丽萍的眼睛，说了一句让她彻底崩溃的话。
“嫂子，对不起。我不知道。”
赵丽萍的眼泪终于决堤了。
她松开手里的条幅，蹲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肩膀，哭得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了的孩子。条幅从她手里滑落，落在地上，被风吹着，在地上翻滚了几下，缠在了杨大川的鞋带上。杨大川低头看着那条红色的条幅，看着那行“周正是被逼死的，还我丈夫命来”的黑色大字，觉得自己鞋带上绑着的不是一条布，是一块墓碑，一块上面刻着他名字的、还没等他死就已经立好了的墓碑。
他把条幅从鞋带上解下来，叠好，放在赵丽萍身边的地上，“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不要再闹了，对谁都不好。”(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