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吧！”
“知杂且落殿中侍御史知杂事一职，以朝散大夫、直集贤院出知外郡！”
“朕记得河阳府知府有缺……”
“且去河阳，为一任知府，署理民生，代朕牧狩一方！”
“诺！”吕陶深深一拜：“臣陶叩谢天恩！”
就这样，吕陶这位离四入头的御史中丞只有一步之遥的大臣，被赵煦罢黜。
旋即，赵煦召见中书舍人范百禄，命其草制吕陶出知的制词。
在制词中明确了，他在御史台的失职，并用上了‘往钦用励，毋忽朕训，吾将观焉’的文字。
这诏书发出，朝野震动，所有人都知道了宫中的态度
然后……
属于大宋朝的传统就开始了。
包括御史台在内的，几乎整个朝廷，所有有资格可以上书的大臣。
无论是文臣，还是武臣，不管是宗室外戚还是勋贵。
都纷纷上书，极言御史台的乱象，指斥宪司未能守职。
在这些奏疏中，孔文仲、刘安世、韩川为首的言官，被人扣上了无数帽子。
孔文仲还好。
这位孔子的后人，虽然在政治上和苏大胡子一样是又菜又爱玩。
但，他屁股确实干净。
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贪污、受贿、结交外戚、宗室、侵占民田，徇私枉法……
无数黑材料，仿佛是从地里面长出来似的冒了出来。
而且，这些黑料还不像刘安世指责李常、李清臣等人在洛阳买园宅、在相州置田产那般，纯属脑补猜测。
有不少，甚至是有鼻子有眼。
显然是早有预备的！
于是，舆论哗然。
汴京新报在头版头条刊文，指斥御史台的混乱。
汴京义报上，更是刊载了署名为‘白石山人’的文章，拷问‘御史台到底是谁的宪司’。
在重重压力下，孔文仲先撑不住了。
在十二月丁酉（十九），也就是群臣上札言事的当天，上表请罪，并求去。
紧接着，第二天戊戌（20），韩川等六名御史台官员，先后上表请罪。
刘安世比这些人多撑了两天，到十二庚子日（22），也顶不住了，上表自承罪责求去。
赵煦得知此事，只是冷笑了一声：“此獠怕是被人逼着体面的吧！”
“真是无耻啊！”
大宋的士大夫们，都是很体面的。
你看孔文仲，稍有风声，就立刻识趣的上表请罪求去。
其他人也只观望了一天，就上章求去。
对于群臣所奏的，几乎所有罪名，他们都不做辩解，只自承罪名，自请出知。
但这刘安世却是垂死挣扎了好几天，等到汴京义报拷问‘御史台到底是谁的御史台’，他才知大势已去，上章承罪求去。
赵煦自不会叫他讨得什么好！
元祐二年十二月辛丑（23）。
赵煦召见中书舍人顾临、范百禄，命这两人草拟罢黜诏书。
先是，右谏议大夫孔文仲，以谣惑大臣、诽谤儒师（程颐）的罪名，罢知青州。
这就是多少看了一些孔子的面子，从轻发落了。
至少，青州是个养老的好去处。
然后，又以‘结党营私，诽谤宰臣，妄议元老’的罪名，罢监察御史韩川等八人，为偏远军州知县、通判等。
紧接着，赵煦亲自口述，命范百禄制词，写了一篇措辞无比严厉的责贬诏书。
以监察御史刘安世，居心叵测、阴怀不轨之心，欲乱社稷国家。
勒停、冲替，责为永州团练副使，安置于郴州，编管居住。
并格外强调——遇赦不免！
这就是连半点机会也不肯给他了。
一定要把他贬死在郴州！
诏书下降，送抵御史台，整个御史台中都是一片抽泣，半个御史台今日之后，将为之一空。
有心人，更是发现了一个微妙的政治现象——
元丰八年，司马光回朝后，向朝廷举荐了十几位御史。
在过去三年中，已先后有王岩叟、刘挚、鲜于侁等数人获罪。
此外还有三人因守孝或者其他缘故去职。
在今日之前，司马光当年所举荐的御史，只剩下了五人还留在朝中。
经过这一次动荡后，当初司马光所荐的御史，就剩下了一根独苗——监察御史王觌。
别人怎么想不知道。
但王觌却只有一个念头——瑟瑟发抖，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和王觌一样有着同样感觉的，还有在登州的苏轼。
大胡子的消息很灵通。
几乎是在孔文仲上表请罪求去的当日，就通过渠道，得知了京中的事情。
本来，已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多少有些固态萌发，再次开启了大嘴巴，到处议论和发表对朝政意见的大胡子，瞬间被吓得噤声，连续好几天，都闭门不出，直到元祐三年的新年，他才再次出现在官署中。
(本章完)(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