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冲在太极殿里读完《新桃花源记》，放下抄本，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命人将陶潜请入宫中，在御书房里赐座，亲自请教治国之道。
陶潜也不推辞，在御书房里坐了一个多时辰，用他从庐山深处走出来之后这大半个月的所见所闻，给慕容冲讲了不少他在沿途看到的民间实情。
他讲道，治国之要不在多立法令而在轻徭薄赋，不在多建宫殿而在与民休息。又说他这一路从庐山到邺城，经过江州、襄阳、洛阳三座大城，最大的感受就是百姓不懒——只要赋税合理，商路畅通，自然有商贩愿意进城交易，有农人愿意开垦荒地，有工匠愿意改进工艺。
朝廷要做的不是管这管那，而是把该放的事放给市场，把该管的事管好，把那些盘剥百姓的中间环节一个个拆掉。
慕容冲听完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从御案后站起身来，朝陶潜深深行了一礼——不是长辈对晚辈的随手回礼，是帝王向贤者请教之后郑重其事的揖礼。
他命有司将陶潜的治国建议整理成文，纳入朝廷正在修订的新政纲要之中。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八个字，被周浚用工楷写在了新政纲要的扉页上，成为了继新商法之后大燕朝廷在经济政策上的核心理念。
谢道蕴在永宁坊老槐树下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赠陶潜，诗题只有四个字——《赠五柳先生》。她用那支她惯用的紫毫小楷笔，一笔一划地写在素白的桑皮纸上：
“五柳门前旧隐君，百年高卧谢尘纷。
岂知今日文章伯，亦是当时鸾鹤群。
避世岂真忘世者，出山原为补天文。
从今莫问东篱菊，且看新桃发故根。”
陶潜接过诗笺，从头到尾读了两遍，读到“从今莫问东篱菊，且看新桃发故根”时，捋着白须微微颔首，眼中的光芒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亮。
陆悬鱼也写了一首，他的诗依旧不长，五言四句，落笔时笔迹依旧歪歪扭扭，和侯府门楣上那块匾上的字如出一辙：
“一纸醒千古，三杯换旧心。
桃花开谢处，不避世间尘。”
他将诗笺搁在谢道蕴的诗旁边，朝陶潜拱了拱手。
陶潜看着这两张诗笺并排放在老槐树下，一张工整端秀，一张歪歪扭扭，忍不住笑了。他将两张诗笺都收进自己那半旧的竹编书箱里，和《新桃花源记》的原稿放在一起。
陶潜没有在邺城久留的打算，但他也没有立刻回到南山的计划。
他在永宁坊赁了一间小院，就在谢道蕴小院的隔壁，院门只隔着一道矮墙。他在小院里设了一个文会，每月初一和十五开门，任何人都可以来——不论出身，不论年纪，不论读过多少书，只要愿意谈诗论文、愿意讨论如何用笔墨替百姓做事，都可以进来坐。
来的人五花八门：有太学里的年轻学子，有邺城南市的小商户，有从洛阳远道而来的老名士，也有从流民营里出来、认字不多但一肚子故事的流民。
陶潜来者不拒，每人一碗粗茶，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和他们一聊便是大半天。他从不觉得自己在“教”什么——他更多的时候是在听，听那些年轻人说他们在新商法推行中看到的困难和希望，听那些小商户说他们和阀门残余势力斗智斗勇的故事，听那些流民说他们从一无所有到重新站起来的过程。
陶潜也不推辞，在御书房里坐了一个多时辰，用他从庐山深处走出来之后这大半个月的所见所闻，给慕容冲讲了不少他在沿途看到的民间实情。
他讲道，治国之要不在多立法令而在轻徭薄赋，不在多建宫殿而在与民休息。又说他这一路从庐山到邺城，经过江州、襄阳、洛阳三座大城，最大的感受就是百姓不懒——只要赋税合理，商路畅通，自然有商贩愿意进城交易，有农人愿意开垦荒地，有工匠愿意改进工艺。
朝廷要做的不是管这管那，而是把该放的事放给市场，把该管的事管好，把那些盘剥百姓的中间环节一个个拆掉。
慕容冲听完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从御案后站起身来，朝陶潜深深行了一礼——不是长辈对晚辈的随手回礼，是帝王向贤者请教之后郑重其事的揖礼。
他命有司将陶潜的治国建议整理成文，纳入朝廷正在修订的新政纲要之中。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八个字，被周浚用工楷写在了新政纲要的扉页上，成为了继新商法之后大燕朝廷在经济政策上的核心理念。
谢道蕴在永宁坊老槐树下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赠陶潜，诗题只有四个字——《赠五柳先生》。她用那支她惯用的紫毫小楷笔，一笔一划地写在素白的桑皮纸上：
“五柳门前旧隐君，百年高卧谢尘纷。
岂知今日文章伯，亦是当时鸾鹤群。
避世岂真忘世者，出山原为补天文。
从今莫问东篱菊，且看新桃发故根。”
陶潜接过诗笺，从头到尾读了两遍，读到“从今莫问东篱菊，且看新桃发故根”时，捋着白须微微颔首，眼中的光芒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亮。
陆悬鱼也写了一首，他的诗依旧不长，五言四句，落笔时笔迹依旧歪歪扭扭，和侯府门楣上那块匾上的字如出一辙：
“一纸醒千古，三杯换旧心。
桃花开谢处，不避世间尘。”
他将诗笺搁在谢道蕴的诗旁边，朝陶潜拱了拱手。
陶潜看着这两张诗笺并排放在老槐树下，一张工整端秀，一张歪歪扭扭，忍不住笑了。他将两张诗笺都收进自己那半旧的竹编书箱里，和《新桃花源记》的原稿放在一起。
陶潜没有在邺城久留的打算，但他也没有立刻回到南山的计划。
他在永宁坊赁了一间小院，就在谢道蕴小院的隔壁，院门只隔着一道矮墙。他在小院里设了一个文会，每月初一和十五开门，任何人都可以来——不论出身，不论年纪，不论读过多少书，只要愿意谈诗论文、愿意讨论如何用笔墨替百姓做事，都可以进来坐。
来的人五花八门：有太学里的年轻学子，有邺城南市的小商户，有从洛阳远道而来的老名士，也有从流民营里出来、认字不多但一肚子故事的流民。
陶潜来者不拒，每人一碗粗茶，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和他们一聊便是大半天。他从不觉得自己在“教”什么——他更多的时候是在听，听那些年轻人说他们在新商法推行中看到的困难和希望，听那些小商户说他们和阀门残余势力斗智斗勇的故事，听那些流民说他们从一无所有到重新站起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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