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户。
第二天，老李去了医院。
是隔壁老赵陪他去的。老赵比老李小五岁，身子骨硬朗得多，在巷口开了一个修车铺，每天早中晚都从老李家门前过。这天早上他路过，听见老李在院子里咳得直不起腰，推门进来一看，二话不说把老李的胳膊架在自己肩上，半拖半拽地带去了社区医院。阿黄跟在后面跑了半条街，被老赵回头喝了一声：“回去！看家！”阿黄停在巷口，看着老赵搀着老李拐过街角，身影被楼群吞没。它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卖豆腐脑的老张头收摊，推着车从它身边经过，叹了口气：“阿黄，回去吧。你爹一会儿就回来。”
老李是下午回来的。手里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盒新药，还有一张CT申请单。老赵跟在后头，脸色不太好看。阿黄扑上去，前爪搭在老李腿上，鼻子拼命嗅。药味。还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老李摸了摸它的头，什么话也没说，走到藤椅前坐下了。阿黄趴在他脚边，下巴搁在他鞋面上。它听见老李的呼吸里多了一种以前没有的声音，像风穿过破了的窗户纸，嘶嘶的，湿湿的。
从那天开始，老李每天要吃三次药。早中晚，每次三粒，白色的两粒，黄色的一粒。阿黄认得那些药。它趴在地上，看着老李从药盒里抠出药片，就着搪瓷缸里的水吞下去，喉结上下滚一下。它记住了那个声音。以后每天到了吃药的时间，它就会提前走到柜子前，用鼻子拱一拱抽屉把手。老李第一次看到它这样做的时候，愣了半天。
“你比闹钟还准。”老李说。
阿黄摇了摇尾巴。
日子一天天过。药盒里的药片一片片少下去。老李的咳嗽没见好，但也没更坏——这是阿黄不懂的，它只知道老李每天还能起床，还能给它倒食，还能坐在藤椅上晒太阳，还能用手摩挲它的脑袋。只要这些还在，日子就还是日子。
但有些变化它闻得出来。
老李走路慢了。以前从堂屋走到院门口，几步就到了。现在要走一会儿，中间还得在门框上靠一下。他身上的烟草味淡了——医生让他少抽，他真就不怎么抽了。铁锈味也淡了，他手上那些常年跟扳手螺丝打交道留下的老茧在慢慢蜕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阿黄不熟悉的味道。药味，汗酸味，还有某种从身体深处蒸腾出来的、闷闷的热气，像一锅煮得太久的粥，锅底开始粘了。
阿黄不喜欢这个味道。它每天都花更多的时间蹭老李。用脑袋顶他的胸口，用尾巴扫他的小腿，用整个身体贴着他的腿侧。它想把自己身上的味道染到老李身上去——稻草味，泥土味，太阳晒过的毛皮味。那是活着的味道。那是阿黄唯一知道的办法。
腊月里下了一场雪。
不大，薄薄一层，盖在院墙和狗窝顶上。老李那天没出门。他坐在堂屋的煤炉旁边，腿上搭着一条旧毯子，手里捧着搪瓷缸子。阿黄趴在他脚边，炉火把它的毛烤得暖烘烘的。外面很安静，雪把声音都吸走了。老李忽然开口说话。阿黄抬起头看他。
“阿黄。”
尾巴摇了一下。
“你来了快六年了吧。”
阿黄歪了歪脑袋。它不知道“六年”是什么，但它听得出老李的语气里有一种它不常听到的东西——平，慢，像在数米缸里还剩多少米。
“我捡你那年，你才这么大。”老李用两只手比了个大小，差不多一个馒头，“在垃圾桶旁边扒拉，浑身湿透了，毛都贴在身上，跟个老鼠似的。我给你掰了半块馒头，你叼着就跑，跑两步又回头看我。你那时候怕
第二天，老李去了医院。
是隔壁老赵陪他去的。老赵比老李小五岁，身子骨硬朗得多，在巷口开了一个修车铺，每天早中晚都从老李家门前过。这天早上他路过，听见老李在院子里咳得直不起腰，推门进来一看，二话不说把老李的胳膊架在自己肩上，半拖半拽地带去了社区医院。阿黄跟在后面跑了半条街，被老赵回头喝了一声：“回去！看家！”阿黄停在巷口，看着老赵搀着老李拐过街角，身影被楼群吞没。它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卖豆腐脑的老张头收摊，推着车从它身边经过，叹了口气：“阿黄，回去吧。你爹一会儿就回来。”
老李是下午回来的。手里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盒新药，还有一张CT申请单。老赵跟在后头，脸色不太好看。阿黄扑上去，前爪搭在老李腿上，鼻子拼命嗅。药味。还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老李摸了摸它的头，什么话也没说，走到藤椅前坐下了。阿黄趴在他脚边，下巴搁在他鞋面上。它听见老李的呼吸里多了一种以前没有的声音，像风穿过破了的窗户纸，嘶嘶的，湿湿的。
从那天开始，老李每天要吃三次药。早中晚，每次三粒，白色的两粒，黄色的一粒。阿黄认得那些药。它趴在地上，看着老李从药盒里抠出药片，就着搪瓷缸里的水吞下去，喉结上下滚一下。它记住了那个声音。以后每天到了吃药的时间，它就会提前走到柜子前，用鼻子拱一拱抽屉把手。老李第一次看到它这样做的时候，愣了半天。
“你比闹钟还准。”老李说。
阿黄摇了摇尾巴。
日子一天天过。药盒里的药片一片片少下去。老李的咳嗽没见好，但也没更坏——这是阿黄不懂的，它只知道老李每天还能起床，还能给它倒食，还能坐在藤椅上晒太阳，还能用手摩挲它的脑袋。只要这些还在，日子就还是日子。
但有些变化它闻得出来。
老李走路慢了。以前从堂屋走到院门口，几步就到了。现在要走一会儿，中间还得在门框上靠一下。他身上的烟草味淡了——医生让他少抽，他真就不怎么抽了。铁锈味也淡了，他手上那些常年跟扳手螺丝打交道留下的老茧在慢慢蜕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阿黄不熟悉的味道。药味，汗酸味，还有某种从身体深处蒸腾出来的、闷闷的热气，像一锅煮得太久的粥，锅底开始粘了。
阿黄不喜欢这个味道。它每天都花更多的时间蹭老李。用脑袋顶他的胸口，用尾巴扫他的小腿，用整个身体贴着他的腿侧。它想把自己身上的味道染到老李身上去——稻草味，泥土味，太阳晒过的毛皮味。那是活着的味道。那是阿黄唯一知道的办法。
腊月里下了一场雪。
不大，薄薄一层，盖在院墙和狗窝顶上。老李那天没出门。他坐在堂屋的煤炉旁边，腿上搭着一条旧毯子，手里捧着搪瓷缸子。阿黄趴在他脚边，炉火把它的毛烤得暖烘烘的。外面很安静，雪把声音都吸走了。老李忽然开口说话。阿黄抬起头看他。
“阿黄。”
尾巴摇了一下。
“你来了快六年了吧。”
阿黄歪了歪脑袋。它不知道“六年”是什么，但它听得出老李的语气里有一种它不常听到的东西——平，慢，像在数米缸里还剩多少米。
“我捡你那年，你才这么大。”老李用两只手比了个大小，差不多一个馒头，“在垃圾桶旁边扒拉，浑身湿透了，毛都贴在身上，跟个老鼠似的。我给你掰了半块馒头，你叼着就跑，跑两步又回头看我。你那时候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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