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年六月初三,李承乾的信到了。



杜荷当时正坐在公主府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面,手里端着一杯凉茶,看着薛仁贵劈柴。薛仁贵劈了快两年的柴,斧子在他手里已经不像工具了,更像一件长在胳膊上的附件。他一斧子下去,柴块裂成均匀的两半,断口齐整得跟用尺子量过似的。裂开的木茬子在六月下午的阳光里泛着一层淡黄色的光。



城阳在廊下缝一件小孩的衣裳。不是他们的小孩。是右藏署王元轨家刚生的那个闺女满月了,城阳说要送一件亲手缝的。她的针脚比去年好多了,走线又直又密,缝出来的衣领子圆得像个标准的半圈。



杜荷偶尔抬头看她一眼。阳光从廊檐下面斜着漏进去,在她的头发边上描了一道金边。她把针往头发上抹了一下,继续低头缝。手腕上那只银镯子在袖口下面若隐若现。那是她六岁那年长孙皇后给她戴上的。跟她从不离身。



这个下午安静得像是被泡在一大缸温吞水里。六月的风吹在脸上是软的。槐花的季节刚过,树枝上挂着些零碎的残瓣,偶尔有一两片飘下来落在杜荷的肩膀上。他不去拂。就让它们待着。



然后门被敲响了。



不是正门。是偏院的侧门。那个门只有郑方会敲。但郑方敲门是两长一短的节奏,这次是一声接一声,不急,但不停。像有人用指节在门板上写一个字。写了一遍,又在同一个地方重新描了一遍。



薛仁贵的斧子停了。他把斧柄攥紧了一寸,偏头看了一眼杜荷。杜荷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向侧门。



拉开门,外面站着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中年人。穿的不是官服,是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青布长衫。袖口磨出了线头。鞋面上沾着干了的泥,不是长安城的黄土,是一种发红发黏的土。杜荷在辽东见过那种土。在辽东和黔州都见过。



中年人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信封是寻常的麻纸,封口处用了蜡,蜡上压了一个印。不是官印。是一颗很小很窄的私章。因为太窄了所以看不清刻的是什么字。



“杜先生,这封信是从黔州来的。有人托我送到你手上。那人说,‘臣在黔州一切都好。活着。勿念。’但他让我见你的时候不要跟你说这句话。他让我跟你说的是另外一句。”



“什么话?”



“‘最近的夜里,有人在我窗户外头站着。不是黔州本地人。说长安口音。’”



杜荷把信封接过去。中年人行了一礼转身走了。



他关上门,走到石桌旁边坐下。没有马上拆信。他先看了一眼薛仁贵。



“薛仁贵,你刚才劈了几根柴?”



“二十三根。从先生坐下到开门。二十三根。”



“你数着?”



“劈柴的时候不数柴会歪。斧子也会歪。而且,”薛仁贵把斧子搁下,“送这封信的人从黔州走到长安至少要走四十天。四十天前是四月底。四月底他在窗户外头发现了长安口音的人。先生在五月初收到他第一封信。他在第一封信里没有提这件事。这一封突然提了。”



杜荷看着他。这个在辽东的蛇窝里趴过三天三夜的人,对危险的嗅觉从来不需要解释。



杜荷拆开了信封。



信纸不是李承乾常用的那种白麻纸。是黔州县学的粗纸,一面光一面糙,糙的那面还夹着细小的草秆碎屑。字迹是李承乾的,但跟去年那封信比起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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