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正在上海的那位先生。
他没有立刻拆信，而是把信封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看完了正面看背面，看完信封看封口。他看得很认真，像是在战场上审阅一份缴获的敌军地图。
“你就不问这封信是真是假？”周先生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不用问。”沈砚之终于拆开了信封，一边展信一边说，“这个戳不是谁都能盖的。而且你既然敢坐一条半夜的破船过江来见我，就不会拿一封假信来糊弄一个带兵的。假信糊弄得了笔杆子，糊弄不了枪杆子。”
周先生笑了。那笑声很轻，但在狭小的船舱里听得格外清楚。“来之前有人跟我说，沈砚之是个粗人，只懂打仗，不懂政治。我说，一个能在山海关上独撑三个月的人，不可能不懂政治。他只是在用不懂政治的样子，做最懂政治的事。”
沈砚之没有接话。他已经展开了信纸，正在读。信不长，只有一页纸，字迹很熟悉——他在日本流亡的时候就见过这个笔迹，刚劲有力，每一笔都像是用手术刀刻出来的。信上只说了三件事。第一，有人正在上海发动一场针对革命力量的清洗，时间就在最近。第二，北伐军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有人被拉拢，有人在观望。第三，希望沈砚之能带着他的部队，站到对的这一边来。
沈砚之读完了信，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他抬起头，看着周先生，问了一句话。
“什么叫对的一边？”
周先生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桌上的《新青年》合订本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说：“这是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里面有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沈师长，你在战场上杀了多少人？”
“没数过。”
“没数过，就是很多。那你杀的每一个人，都是心甘情愿去杀的吗？”
沈砚之沉默了片刻，然后摇了摇头。“打仗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杀人，人就杀你。我手下的兵，每一个都是爹娘养的，我得带他们活着回去。可跟着我出来的三千乡勇，现在还活着的，不到八百。”
他的声音说到这里忽然低了下去，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船舱外面的渔歌还在唱，老渔夫的嗓子沙哑而苍凉，唱的是一个渔夫在江上等了一辈子，终于等到了他要渡的那个人，但那个人已经不认得他了。
“我的副师长程振邦，”沈砚之又说，“攻武昌的时候，他带着敢死队第一个冲上了城墙。城墙上的子弹跟下雨一样，他身中七弹，还站在城墙上挥旗。我从望远镜里看着他倒下去，他倒下之前冲我喊了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喊救命，是喊‘老沈，别忘了咱们当年发的誓’。后来我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一封没寄出去的家书，收信人是他娘。信上说他打完这一仗就回家娶媳妇，让娘别给他寄棉鞋了，南方的冬天用不着。”
沈砚之停了下来，把桌上的茶杯端起来一饮而尽。茶早就凉透了，苦得他皱了一下眉。
“周先生，你问我什么叫对的一边。我跟你讲两个故事。”
周先生正襟危坐，把藤编行李箱往旁边挪了挪。
“第一个故事。护国战争的时候，我的部队在川南被北洋军围了四十天。弹尽粮绝，伤兵没有药，在战壕里烂着等死。当时云南那边派人来传话，说只要我肯接受改编、交出部队，军饷加倍、弹药优先补充，还给我一个少将参议的衔。我的副官把电报念完了，问我怎么回。我说不用回，然后我走出指挥部，对着战壕里的弟兄们喊了一嗓子—
他没有立刻拆信，而是把信封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看完了正面看背面，看完信封看封口。他看得很认真，像是在战场上审阅一份缴获的敌军地图。
“你就不问这封信是真是假？”周先生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不用问。”沈砚之终于拆开了信封，一边展信一边说，“这个戳不是谁都能盖的。而且你既然敢坐一条半夜的破船过江来见我，就不会拿一封假信来糊弄一个带兵的。假信糊弄得了笔杆子，糊弄不了枪杆子。”
周先生笑了。那笑声很轻，但在狭小的船舱里听得格外清楚。“来之前有人跟我说，沈砚之是个粗人，只懂打仗，不懂政治。我说，一个能在山海关上独撑三个月的人，不可能不懂政治。他只是在用不懂政治的样子，做最懂政治的事。”
沈砚之没有接话。他已经展开了信纸，正在读。信不长，只有一页纸，字迹很熟悉——他在日本流亡的时候就见过这个笔迹，刚劲有力，每一笔都像是用手术刀刻出来的。信上只说了三件事。第一，有人正在上海发动一场针对革命力量的清洗，时间就在最近。第二，北伐军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有人被拉拢，有人在观望。第三，希望沈砚之能带着他的部队，站到对的这一边来。
沈砚之读完了信，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他抬起头，看着周先生，问了一句话。
“什么叫对的一边？”
周先生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桌上的《新青年》合订本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说：“这是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里面有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沈师长，你在战场上杀了多少人？”
“没数过。”
“没数过，就是很多。那你杀的每一个人，都是心甘情愿去杀的吗？”
沈砚之沉默了片刻，然后摇了摇头。“打仗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杀人，人就杀你。我手下的兵，每一个都是爹娘养的，我得带他们活着回去。可跟着我出来的三千乡勇，现在还活着的，不到八百。”
他的声音说到这里忽然低了下去，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船舱外面的渔歌还在唱，老渔夫的嗓子沙哑而苍凉，唱的是一个渔夫在江上等了一辈子，终于等到了他要渡的那个人，但那个人已经不认得他了。
“我的副师长程振邦，”沈砚之又说，“攻武昌的时候，他带着敢死队第一个冲上了城墙。城墙上的子弹跟下雨一样，他身中七弹，还站在城墙上挥旗。我从望远镜里看着他倒下去，他倒下之前冲我喊了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喊救命，是喊‘老沈，别忘了咱们当年发的誓’。后来我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一封没寄出去的家书，收信人是他娘。信上说他打完这一仗就回家娶媳妇，让娘别给他寄棉鞋了，南方的冬天用不着。”
沈砚之停了下来，把桌上的茶杯端起来一饮而尽。茶早就凉透了，苦得他皱了一下眉。
“周先生，你问我什么叫对的一边。我跟你讲两个故事。”
周先生正襟危坐，把藤编行李箱往旁边挪了挪。
“第一个故事。护国战争的时候，我的部队在川南被北洋军围了四十天。弹尽粮绝，伤兵没有药，在战壕里烂着等死。当时云南那边派人来传话，说只要我肯接受改编、交出部队，军饷加倍、弹药优先补充，还给我一个少将参议的衔。我的副官把电报念完了，问我怎么回。我说不用回，然后我走出指挥部，对着战壕里的弟兄们喊了一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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