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柱接过来，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脸色变了。
“程师长？”
“程振邦来的信。”沈砚之说，“他带着骑兵旅已经撤到了喜峰口一带，比我们早走了五天。他在信里说，热河北部的几个蒙旗王爷对袁世凯也不满，只要我们不去抢他们的牧场，借道没有问题。”
赵德柱把信看了两遍，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惊喜，又从惊喜变成了一种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参谋长，”他说，“程师长这是……早就准备好了？”
“程振邦打了二十年仗，什么时候不给自己留后路？”沈砚之把地图收起来，拍了拍赵德柱的肩膀，“去通知各营，今晚连夜出发。能走的都走，走不动的，把武器弹药留下，发遣散费，让他们各自回家。告诉弟兄们——不是逃，是战略转移。”
赵德柱立正，敬了一个军礼，转身出去了。
沈砚之重新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风好像小了一些，雪也不下了，但天还是灰蒙蒙的，看不到太阳。
他想起三天前周世安把自己关进屋里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是二次革命失败的消息传来的当天晚上，周世安坐在这个房间的桌边，面前摆着一壶酒和一碟花生米。沈砚之推门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喝了半壶，脸涨得通红，眼睛也是红的。
“砚之，”周世安说，舌头已经大了，“你说，咱们到底在打什么？”
“打袁世凯。”
“打完袁世凯呢？”周世安把一粒花生米扔进嘴里，嚼得嘎嘣响，“换一个人坐在北京？换一个人发号施令？换一个人管我们要钱要粮要兵？”
沈砚之没有说话。
周世安又灌了一杯酒，把杯子重重地搁在桌上。“我跟孙中山干过，跟黄兴干过，跟宋教仁也干过。宋教仁死的时候，我哭了整整一夜。你知道为什么？不是因为宋教仁对我有多好，是因为我觉得——他死了，这个国家就再也没有人能讲道理了。”
“宋教仁想用议会、用选票、用法律来管住袁世凯。结果呢？袁世凯不跟你讲道理，袁世凯跟你讲子弹。现在孙中山也要跟袁世凯讲子弹了，可咱们的子弹比袁世凯少得多。”
“所以就不打了？”沈砚之问。
周世安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的血丝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
“打。怎么不打？”他说，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像是在说一个秘密，“但我打不动了。砚之，我打不动了。我今年五十三了，从甲午年就开始扛枪。打日本人是打，打清兵是打，打袁世凯也是打。打了快二十年，我连一间自己的房子都没有，连老婆孩子都不敢接在身边。你说，我图什么？”
沈砚之没有回答。
周世安也不需要他回答。他又倒了一杯酒，端起来，对着窗户的方向举了举，像是在敬谁。
“图一个将来。”他说，“图我的儿子，不用像我一样，扛着枪去打中国人。”
说完，他把那杯酒一口干了，然后趴在桌上，睡着了。
那是沈砚之最后一次和周世安说话。第二天早上，周世安让勤务兵送来枪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四个字：“你们走吧。”然后他骑着马，一个人往南走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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