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医疗中心的联合会诊厅里,所有代表团都已经到齐。



巨大的环形会议桌中央,投影屏上显示着患者理查德·洛克菲勒的完整病历。



四十七岁,终末期腹腔多器官衰竭,肝脏、小肠、胰腺和部分血管系统都已经失去稳定代偿能力。



患者目前靠持续性循环支持和营养维持,任何一个器官的灌注进一步下降,都可能引发连锁崩溃。



会议主持人罗伯特教授站在主屏前,语气比前一晚更加严肃。



“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确定一套可以真正执行的治疗方案。”



“不是展示技术,也不是争夺论文署名,而是决定患者还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间医院。”



这句话说完,会议厅里短暂安静下来。



日本代表团首先提交方案,提出先处理门静脉压力,再分阶段完成肝脏和小肠移植。



佐藤圭介将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曲线投到大屏幕上,详细解释了每一个循环节点的控制目标。



方案看起来极其谨慎,甚至把术中可能出现的每一种低血压状态都列出了应对办法。



然而,当麻醉专家把预计器官缺血时间输入模型后,屏幕上立即出现了橙色警示。



如果按照日本团队的处理顺序,第一阶段至少需要三个小时。



后续器官吻合和血流恢复还要再占用两个小时以上,四个器官无法同时撑过这一段等待。



佐藤沉默了很久,最终主动撤回了完整手术申请。



“我们可以提供围术期支持,但现有路径无法满足患者的时间窗口。”



这句话说得平静,却让不少代表露出了沉重神色。



德国团队紧接着提出快速联合切除方案,试图通过缩短器官游离时间来压缩缺血风险。



他们带来了三维打印模型,还准备了数十张术式分解图。



施密特教授已经不在现场,负责发言的是他的同事卡尔曼教授。



卡尔曼用激光笔指出几处关键血管,认为可以通过预置阻断带完成快速转换。



陆晨坐在中国代表席,目光始终停在患者门静脉系统的原始序列上。



德国方案的设计确实很漂亮,但其中有一个前提必须成立。



患者的肠系膜回流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重新分配,而且不能出现局部压力骤升。



可患者的侧支网络并没有被完整纳入模型。



当卡尔曼教授把预计总时长压到四小时二十分钟时,影像科专家立刻提出了质疑。



那只是理想状态下的计算结果,一旦术中出现出血或血流波动,时间还会继续增加。



卡尔曼没有正面回答,只强调德国团队拥有丰富的联合移植经验。



法国团队的方案更为保守,他们建议先进行姑息性血流重建,待患者状态改善后再评估移植。



这条路径的安全性相对更高,却意味着患者还要承受至少两次大型手术。



患者目前的凝血功能和营养状态,根本无法保证他撑到第二次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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