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信息。信息这行当，比古董的水还深，淹死的人也多。您是个文明人，不该蹚这种浑水。”
林见清迎着他的目光。“沈先生指的是？”
“我指的是，”沈世钧一字一句地说，“一个叫叶曼丽的记者，最近在打听一些陈年旧事。关于工部局，关于老工程，关于一些早就退休甚至可能已经死了的人。她背后有人，这个人代号‘裁缝’，是个难缠的角色。再难缠，也有不耐烦的时候。如果‘裁缝’觉得叶曼丽查得太慢，或者查到了不该查的东西，那她的下场，不会比苏文渊好。”
空气凝固了。咖啡角里，有人在轻声咳嗽，有人在翻页。这些声音都变得遥远，模糊。林见清能听见的，只有自己心跳的声音，还有沈世钧平静、残酷的话语。
“沈先生和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沈世钧靠回椅背，恢复了平常的语气，“如果你真的是顾明远，是个来做生意的古董商，那就离叶曼丽远点。如果你不是……”他顿了顿，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温度，“那就更该小心了。因为‘裁缝’最近很着急，着急的人，做事往往不留余地。”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和上次给林见清的那张一样，只有一个名字和一行电话号码。
“我还是那句话，”他把名片推到林见清面前，“如果你改变主意，或者遇到麻烦，打这个电话。我能帮的，会帮。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下摆，又看了一眼桌上那本《大卫·科波菲尔》。
“狄更斯是好作家，”他说，“他写的时代，血流成河。我们这个时代，血也在流，只是流在暗处，没人看见。顾先生，好自为之。”
他转身离开，皮鞋踏在木地板上，声音清脆，均匀，渐渐远去。
林见清一个人坐在那里，很久没动。咖啡已经凉透了，表面结了一层皱巴巴的膜。他拿起沈世钧留下的名片，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他看向那本《大卫·科波菲尔》，折角的那一页，一个小小的、沉默的痕迹。
他知道，沈世钧看穿了他。也许不是全部，至少看出了他不是顾明远，看出了他和叶曼丽有关系。那句“如果你不是……”是警告，也是最后的通牒。
他该离开吗？该打那个电话吗？该接受沈世钧的“帮助”，去香港，去安全的地方？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苏文渊蘸着黄酒在桌面画字的样子，陈默塞给他钢笔时冰凉的手指，药店店员被带走前那个悲哀的眼神，叶曼丽说“得让他们痛，让他们怕，让他们付出代价”时眼里那簇冰冷的火。
还有父亲。那个老私塾先生，在病榻上拉着他的手说：“见清，读书人一辈子，不求闻达，求心安。心怎么安？对得起你读过的书，对得起你写下的字，对得起天地良心。”
他睁开眼，拿起那本《大卫·科波菲尔》，站起身，走出咖啡角，下楼，离开书店。
外面天阴得更沉了，云层厚厚地压下来。他站在街边，看着车水马龙，人潮汹涌。这座孤岛依然在运转，舞厅在营业，电影院在放新片，百货公司在打折。没有人知道，在某个书店的咖啡角，刚刚结束了一场决定生死的对话。
他叫了辆黄包车，报出安全屋的地址。车子动起来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文艺复兴”书店的招牌。绿色的字，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得陈旧、疲惫。
他想，沈世钧说得对。血在流，
林见清迎着他的目光。“沈先生指的是？”
“我指的是，”沈世钧一字一句地说，“一个叫叶曼丽的记者，最近在打听一些陈年旧事。关于工部局，关于老工程，关于一些早就退休甚至可能已经死了的人。她背后有人，这个人代号‘裁缝’，是个难缠的角色。再难缠，也有不耐烦的时候。如果‘裁缝’觉得叶曼丽查得太慢，或者查到了不该查的东西，那她的下场，不会比苏文渊好。”
空气凝固了。咖啡角里，有人在轻声咳嗽，有人在翻页。这些声音都变得遥远，模糊。林见清能听见的，只有自己心跳的声音，还有沈世钧平静、残酷的话语。
“沈先生和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沈世钧靠回椅背，恢复了平常的语气，“如果你真的是顾明远，是个来做生意的古董商，那就离叶曼丽远点。如果你不是……”他顿了顿，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温度，“那就更该小心了。因为‘裁缝’最近很着急，着急的人，做事往往不留余地。”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和上次给林见清的那张一样，只有一个名字和一行电话号码。
“我还是那句话，”他把名片推到林见清面前，“如果你改变主意，或者遇到麻烦，打这个电话。我能帮的，会帮。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下摆，又看了一眼桌上那本《大卫·科波菲尔》。
“狄更斯是好作家，”他说，“他写的时代，血流成河。我们这个时代，血也在流，只是流在暗处，没人看见。顾先生，好自为之。”
他转身离开，皮鞋踏在木地板上，声音清脆，均匀，渐渐远去。
林见清一个人坐在那里，很久没动。咖啡已经凉透了，表面结了一层皱巴巴的膜。他拿起沈世钧留下的名片，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他看向那本《大卫·科波菲尔》，折角的那一页，一个小小的、沉默的痕迹。
他知道，沈世钧看穿了他。也许不是全部，至少看出了他不是顾明远，看出了他和叶曼丽有关系。那句“如果你不是……”是警告，也是最后的通牒。
他该离开吗？该打那个电话吗？该接受沈世钧的“帮助”，去香港，去安全的地方？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苏文渊蘸着黄酒在桌面画字的样子，陈默塞给他钢笔时冰凉的手指，药店店员被带走前那个悲哀的眼神，叶曼丽说“得让他们痛，让他们怕，让他们付出代价”时眼里那簇冰冷的火。
还有父亲。那个老私塾先生，在病榻上拉着他的手说：“见清，读书人一辈子，不求闻达，求心安。心怎么安？对得起你读过的书，对得起你写下的字，对得起天地良心。”
他睁开眼，拿起那本《大卫·科波菲尔》，站起身，走出咖啡角，下楼，离开书店。
外面天阴得更沉了，云层厚厚地压下来。他站在街边，看着车水马龙，人潮汹涌。这座孤岛依然在运转，舞厅在营业，电影院在放新片，百货公司在打折。没有人知道，在某个书店的咖啡角，刚刚结束了一场决定生死的对话。
他叫了辆黄包车，报出安全屋的地址。车子动起来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文艺复兴”书店的招牌。绿色的字，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得陈旧、疲惫。
他想，沈世钧说得对。血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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