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宏远公司身上，而宏远公司显然在踢皮球。
时间接近上午十点，古民决定先去找律师蒋文斌。在去律所的路上，他接到医院母亲的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小民，医院又在催缴费了，说你爸的押金用完了，再不交就要停药了。老陈那边更严重，手术做完了，但还没脱离危险，在icu，一天费用就要一万多，医院说已经欠费了，让赶紧补，不然有些药和检查就用不了……这可怎么办啊！”
“妈，你别慌，我马上处理。你把收费处的电话给我，我跟他们说。”古民强迫自己冷静。他先联系了父亲所在病区的护士站，表明家属身份，请求宽限几个小时，承诺今天内一定补缴费用。护士态度还算客气，但表示规定如此，最多宽限到下午三点。他又辗转联系到icu，情况更严峻，欠费已影响部分非紧急但必要的监护和用药。
古民知道，不能再等了。他让母亲先把父亲银行卡里剩余的钱取出来，有多少交多少，稳住父亲这边的治疗。然后，他拨通了宏远公司李经理的电话，这次他的语气不再克制，而是带着冰冷的强硬：“李经理，我是古民。我父亲和工友陈大友的医疗费，医院已经多次催缴，濒临停药。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宏远公司作为总承包单位，负有先行垫付的法定义务。如果因为贵司拖延支付医疗费，导致伤员治疗中断或产生严重后果，贵司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如果今天中午12点之前，贵司没有派人到医院缴费窗口结清当前欠费并提供后续费用保障，我将立即向市住建局、应急管理局、劳动监察大队实名举报，并联系媒体曝光。同时，我们会正式启动法律程序，申请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这不是商量，是通知。”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李经理的声音有些恼火：“古先生，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公司吗？事情要按程序来……”
“程序是救人的程序，不是拖延的程序。”古民打断他，“现在是上午10点15分。12点前，我要看到缴费凭证。否则，后果自负。”说完，他挂断了电话。他必须表现得比对方更强硬，才能撕开一道口子。
到达蒋文斌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已是上午十点半。蒋文斌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古民，面前已经泡好了两杯茶。听完古民对最新情况（王德发失联、建筑公司拖延、医院催费）的快速叙述，蒋文斌眉头紧锁。
“情况比我预想的还糟。包工头跑路，这是最麻烦的一种。建筑公司想让他当替罪羊，把赔偿责任都推给他，但法律上，总包单位难辞其咎。”蒋文斌快速分析，“你刚才对建筑公司的最后通牒是对的，必须施加压力。但光施压不够，我们必须做最坏打算，立即启动法律程序。”
他拿出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和几份文件：“这是授权委托书，你和你父亲签了，我就可以正式介入。另外，这是申请工伤认定的材料清单，你尽快收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想办法锁定王德发的财产。只要他有财产，哪怕人跑了，我们也能通过诉讼和执行拿回钱。”
“怎么锁定？我们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古民问。
“找人难，找财产线索相对容易些。”蒋文斌说，“他做包工头这么多年，不可能完全没有资产。关键是要找到线索。你父亲和其他工友，有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个小区？开什么车？车牌号？有没有听说他在哪里有工程款没结？或者，他有没有用自己或家人的名义注册过公司、店铺？哪怕是个小卖部也行。另外，他手下应该还有其他工头或者亲信，找到他们，或许能问出点什么。”
古民立即打电话给父亲，开着免提，让父亲尽可能回忆。父亲忍着痛，又提供了几条零碎信息：王德发好像提过在“锦绣花园”小区租了
时间接近上午十点，古民决定先去找律师蒋文斌。在去律所的路上，他接到医院母亲的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小民，医院又在催缴费了，说你爸的押金用完了，再不交就要停药了。老陈那边更严重，手术做完了，但还没脱离危险，在icu，一天费用就要一万多，医院说已经欠费了，让赶紧补，不然有些药和检查就用不了……这可怎么办啊！”
“妈，你别慌，我马上处理。你把收费处的电话给我，我跟他们说。”古民强迫自己冷静。他先联系了父亲所在病区的护士站，表明家属身份，请求宽限几个小时，承诺今天内一定补缴费用。护士态度还算客气，但表示规定如此，最多宽限到下午三点。他又辗转联系到icu，情况更严峻，欠费已影响部分非紧急但必要的监护和用药。
古民知道，不能再等了。他让母亲先把父亲银行卡里剩余的钱取出来，有多少交多少，稳住父亲这边的治疗。然后，他拨通了宏远公司李经理的电话，这次他的语气不再克制，而是带着冰冷的强硬：“李经理，我是古民。我父亲和工友陈大友的医疗费，医院已经多次催缴，濒临停药。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宏远公司作为总承包单位，负有先行垫付的法定义务。如果因为贵司拖延支付医疗费，导致伤员治疗中断或产生严重后果，贵司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如果今天中午12点之前，贵司没有派人到医院缴费窗口结清当前欠费并提供后续费用保障，我将立即向市住建局、应急管理局、劳动监察大队实名举报，并联系媒体曝光。同时，我们会正式启动法律程序，申请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这不是商量，是通知。”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李经理的声音有些恼火：“古先生，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公司吗？事情要按程序来……”
“程序是救人的程序，不是拖延的程序。”古民打断他，“现在是上午10点15分。12点前，我要看到缴费凭证。否则，后果自负。”说完，他挂断了电话。他必须表现得比对方更强硬，才能撕开一道口子。
到达蒋文斌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已是上午十点半。蒋文斌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古民，面前已经泡好了两杯茶。听完古民对最新情况（王德发失联、建筑公司拖延、医院催费）的快速叙述，蒋文斌眉头紧锁。
“情况比我预想的还糟。包工头跑路，这是最麻烦的一种。建筑公司想让他当替罪羊，把赔偿责任都推给他，但法律上，总包单位难辞其咎。”蒋文斌快速分析，“你刚才对建筑公司的最后通牒是对的，必须施加压力。但光施压不够，我们必须做最坏打算，立即启动法律程序。”
他拿出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和几份文件：“这是授权委托书，你和你父亲签了，我就可以正式介入。另外，这是申请工伤认定的材料清单，你尽快收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想办法锁定王德发的财产。只要他有财产，哪怕人跑了，我们也能通过诉讼和执行拿回钱。”
“怎么锁定？我们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古民问。
“找人难，找财产线索相对容易些。”蒋文斌说，“他做包工头这么多年，不可能完全没有资产。关键是要找到线索。你父亲和其他工友，有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个小区？开什么车？车牌号？有没有听说他在哪里有工程款没结？或者，他有没有用自己或家人的名义注册过公司、店铺？哪怕是个小卖部也行。另外，他手下应该还有其他工头或者亲信，找到他们，或许能问出点什么。”
古民立即打电话给父亲，开着免提，让父亲尽可能回忆。父亲忍着痛，又提供了几条零碎信息：王德发好像提过在“锦绣花园”小区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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