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妻子等不起，大家的家庭也等不起。”
工人们被古民这番条理清晰、直指关键的提问点燃了希望，纷纷附和：“对！给个准话！到底怎么办！”
刘经理的脸色有些难看，他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如此难缠，不仅懂法，还逻辑严密，句句问在点子上，把他惯用的“甲方挡箭牌”和“正在协调”的拖延话术，拆解得漏洞百出。他意识到，再用那套含糊其辞的话，恐怕难以脱身了。
“小伙子，你说得都对，法规是法规，但实际情况是实际情况。”刘经理换上一副推心置腹的表情，“我们公司也想尽快解决，谁愿意天天被堵门？可甲方那边，确实有甲方的流程和难处。这样，我当着大家的面，再给甲方赵总打电话，开免提，你们一起听，看我怎么跟他交涉，行不行？我们也得给甲方施加压力不是？”
他拿出手机，找到一个号码拨了出去，按了免提。嘟嘟的等待音在板房里回响，工人们都屏住了呼吸。
电话响了七八声，终于被接起，一个略显慵懒的男声传来：“喂？老刘，这么晚了，什么事？”
“赵总，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刘经理的语气立刻变得恭敬甚至带着点讨好，“还是工地这边农民工工资的事。有个老师傅家里急等钱救命，工人情绪很激动，把我这儿堵着呢。您看，咱们那个尾款，能不能特事特办，先拨一部分过来，应应急？不然真要出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不耐烦的叹气：“老刘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工程验收没过，一堆整改单子摆在这儿，公司财务那边不可能批款的！这是制度！我有什么办法？你让工人别闹，闹也没用。赶紧把质量问题整改了，验收通过了，款子自然就下去了。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
“可是赵总，工人这边……”
“嘟…嘟…嘟…”电话已经被挂断。
刘经理放下手机，摊了摊手，一脸“你看，我也没办法”的表情：“各位，听到了吧？不是我不尽力，是甲方卡着。你们也听到了，赵总说了，整改完了，验收过了，款就下来。所以关键还是得让老姚……或者咱们想办法，先把甲方提出的问题整改了。你们堵着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工人们再次陷入沮丧和茫然。甲方那边态度强硬，把皮球又踢了回来——整改。可整改需要钱，需要人，现在老姚跑了，工人工资都发不出，谁去整改？这似乎成了一个死循环。
老陈抱着头蹲了下去，发出压抑的呜咽。父亲和其他工友也面露绝望。刘经理的话，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把责任完全推给了甲方和“整改”，而他和他背后的总包公司，倒成了夹在中间、无可奈何的“受害者”。
古民冷眼看着刘经理表演。他清楚，这仍然是推诿战术的一部分。把矛盾引向更上层的、工人们更无法触及的甲方，同时抛出“整改”这个看似合理、实则难以操作的要求，继续拖延时间。总包、分包、甲方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债务和利益纠纷，但无论如何，都不是拖欠底层农民工工资的理由。刘经理（以及他背后的总包公司）试图用“工程款未结”这个看似无可辩驳的理由，将自己应负的法定支付义务，巧妙地转化为一个需要多方协调、遥遥无期的“过程”，从而将压力和风险完全转嫁给最弱势的工人。
“刘经理，”古民再次开口，声音依然平静，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甲方的态度我们听到了。但法律规定的工资支付主体责任，是在总包单位。甲方不付款，是您和甲方之间的合同纠纷。我们工人与总包之间，是事实劳动关系。您可以向甲方追索工程款，但不能以
工人们被古民这番条理清晰、直指关键的提问点燃了希望，纷纷附和：“对！给个准话！到底怎么办！”
刘经理的脸色有些难看，他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如此难缠，不仅懂法，还逻辑严密，句句问在点子上，把他惯用的“甲方挡箭牌”和“正在协调”的拖延话术，拆解得漏洞百出。他意识到，再用那套含糊其辞的话，恐怕难以脱身了。
“小伙子，你说得都对，法规是法规，但实际情况是实际情况。”刘经理换上一副推心置腹的表情，“我们公司也想尽快解决，谁愿意天天被堵门？可甲方那边，确实有甲方的流程和难处。这样，我当着大家的面，再给甲方赵总打电话，开免提，你们一起听，看我怎么跟他交涉，行不行？我们也得给甲方施加压力不是？”
他拿出手机，找到一个号码拨了出去，按了免提。嘟嘟的等待音在板房里回响，工人们都屏住了呼吸。
电话响了七八声，终于被接起，一个略显慵懒的男声传来：“喂？老刘，这么晚了，什么事？”
“赵总，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刘经理的语气立刻变得恭敬甚至带着点讨好，“还是工地这边农民工工资的事。有个老师傅家里急等钱救命，工人情绪很激动，把我这儿堵着呢。您看，咱们那个尾款，能不能特事特办，先拨一部分过来，应应急？不然真要出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不耐烦的叹气：“老刘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工程验收没过，一堆整改单子摆在这儿，公司财务那边不可能批款的！这是制度！我有什么办法？你让工人别闹，闹也没用。赶紧把质量问题整改了，验收通过了，款子自然就下去了。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
“可是赵总，工人这边……”
“嘟…嘟…嘟…”电话已经被挂断。
刘经理放下手机，摊了摊手，一脸“你看，我也没办法”的表情：“各位，听到了吧？不是我不尽力，是甲方卡着。你们也听到了，赵总说了，整改完了，验收过了，款就下来。所以关键还是得让老姚……或者咱们想办法，先把甲方提出的问题整改了。你们堵着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工人们再次陷入沮丧和茫然。甲方那边态度强硬，把皮球又踢了回来——整改。可整改需要钱，需要人，现在老姚跑了，工人工资都发不出，谁去整改？这似乎成了一个死循环。
老陈抱着头蹲了下去，发出压抑的呜咽。父亲和其他工友也面露绝望。刘经理的话，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把责任完全推给了甲方和“整改”，而他和他背后的总包公司，倒成了夹在中间、无可奈何的“受害者”。
古民冷眼看着刘经理表演。他清楚，这仍然是推诿战术的一部分。把矛盾引向更上层的、工人们更无法触及的甲方，同时抛出“整改”这个看似合理、实则难以操作的要求，继续拖延时间。总包、分包、甲方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债务和利益纠纷，但无论如何，都不是拖欠底层农民工工资的理由。刘经理（以及他背后的总包公司）试图用“工程款未结”这个看似无可辩驳的理由，将自己应负的法定支付义务，巧妙地转化为一个需要多方协调、遥遥无期的“过程”，从而将压力和风险完全转嫁给最弱势的工人。
“刘经理，”古民再次开口，声音依然平静，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甲方的态度我们听到了。但法律规定的工资支付主体责任，是在总包单位。甲方不付款，是您和甲方之间的合同纠纷。我们工人与总包之间，是事实劳动关系。您可以向甲方追索工程款，但不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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