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观州蓨县。



蓨县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说出来你们大概也想象不到。



一圈黄土夯的矮墙,墙根底下长着半人高的杂草,墙头上爬着几条干瘪的丝瓜藤。



三百来户人家,挤在墙里头。



街只有一条,从东门到西门,走快些,一盏茶的工夫就到头了。



那条街是土路。



不下雨的时候,还能走。



牛车碾过去,压出两道沟,干了以后硬得能硌脚。



下了雨就不行了。



泥浆没到脚踝,每走一步都要费力把脚拔出来,鞋是不用想了,赤着脚也得当心,泥底下藏着碎瓦片和牛粪干。



我家住在街东头。



三间土坯房,正屋一间,偏房两间。



院子里有一口井,井沿用青砖砌的,砖缝里长了青苔。



角落里是鸡窝,养了五只母鸡,一只公鸡。



公鸡是花的,脖子上一圈红毛,每天天不亮就扯着嗓子叫,整条街都能听见。



我娘最烦那只公鸡。



可她舍不得杀。



留着报晓。



我爹叫封隆之。



在州衙里做个小吏,管仓储。



今天进了多少石,出了多少石,发了霉的有几袋,被耗子啃了的有几堆,全记在册子上。每个月底把册子交给州官过目。



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



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子,腰间系着一根麻绳,绳上别着一把粮仓的铜钥匙。



出门前先喝一碗稀粥,抹一把嘴,低头出门。



门槛矮,他也低头。



他这个人,一辈子都在低头。



晚上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身上带着一股发霉的味道,粮仓里那种潮乎乎的、捂了太久的谷子的味道。



他在井边打一桶水,擦把脸,然后坐回灶台边上吃饭。



不说话。



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和魏征一样,执拗。



可他看我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我小时候瘦,手腕子跟筷子似的,胳膊上一层皮包着骨头,使劲一握就能摸到骨节。



脑袋倒大,额头宽,后脑勺鼓,村里的孩子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蛤蟆头。



蛤蟆头封德彝。



他们追着我喊,在那条泥路上追。



我跑不快,腿太细了,跑几步就喘。



他们追上来,拿泥巴团子砸我。



有一次砸到了后脑勺,我摔了一跤,额头磕在路边的石头上,磕出了一条口子。



血顺着鼻梁往下流,滴在土路上,被泥吃掉了。



我没哭。



不是不疼。



是哭没用。



哭了他们更来劲。



我爬起来,用袖子擦了擦血,转身走了。



走到巷子口的时候,我回了一次头。



那帮孩子还站在原地笑。



阳光从他们身后照过来,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只看到一片黑乎乎的影子。



我在心里记住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不是为了报仇。



是为了告诉自己,这些名字,将来我要让他们记住我。



不是记住蛤蟆头,是记住封德彝,封德彝不是蛤蟆头。



那年我七岁。



我娘姓什么,我不说了,她嫁到封家的时候才十六岁,从隔壁村过来的,嫁妆是两匹粗布和一只木箱子。



木箱子里装着两件换洗衣裳和一把剪子。



她长什么样?



说实话,我记不太清了。



这话说起来可能有人不信,哪有人记不清自己娘长什么样的?可我真的记不清了。



我离开家的时候才十四岁,之后再也没见过她。



几十年过去了,她的脸在我脑子里一点一点地模糊了,先是眉眼模糊了,然后轮廓模糊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影子。



一个每天都在灶台前弯着腰的影子。



可是,有些东西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



她的手。



粗糙的,裂了口子的,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灶灰的手。



她揉面的时候,那双手在面团上一推一收、一推一收,节奏很稳,像是在拍一个孩子入睡。



面团被揉得又软又光,然后她拿刀切成薄片,薄得能透光。



面片下到锅里,白水煮。



灶里烧的是秸秆,火不大,水慢慢地开了,面片在水里翻滚,像群小鱼。



她撒一撮盐,就一撮,多了舍不得。



然后是几根葱花,葱是院子里自己种的,绿的那种,切得细细碎碎的,撒在面汤上,白里浮着绿,好看。



盛在粗碗里,碗沿有一个小豁口,她说是我两岁的时候摔的。



她把碗推到我面前:"吃吧。"



就两个字。



她和爹一样,从来不说多余的话。



我端起碗,先喝一口汤。



咸的,微微的咸,暖的,从嗓子一直暖到肚子里,然后才慢慢开始吃面片。



软的,滑的,带着一点点嚼劲。



这就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后来我在杨素府上吃过燕窝,在宫里吃过御膳,在大安宫吃过李渊做的火锅,可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那碗面片汤。



白水,一撮盐,几根葱花。



就那个味儿。



到死都忘不了。



蓨县的冬天冷。



不是那种长安城里的冷,长安的冷是干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蓨县的冷是湿的,钻骨头的那种,空气里带着水汽,冷飕飕地往衣裳缝里钻,怎么捂都捂不住。



我家没有炭。



烧不起。



冬天烧的是秸秆和干牛粪,我爹每年秋收以后都要去城外捡秸秆,一捆一捆地背回来,码在院子的墙根底下,码得整整齐齐的。



牛粪是从地里捡的,晾干了,一片一片地叠好,存着过冬。



秸秆烧起来快,一把火,呼地就没了,得不停地往灶里添。牛粪烧得慢,但烟大,呛人。



冬天的时候,我家屋子里总是弥漫着一股烟熏火燎的味道,衣裳上、头发上、被子上,全是。



夜里最难熬。



我跟我爹我娘睡一个炕。



炕底下烧了火,刚睡下去的时候是暖的,可到了后半夜,火灭了,炕就凉了。



我缩在被窝里,把整个人蜷成一团,手脚冰凉。有时候冻得睡不着,就听外面的风。



风在墙缝里钻,发出一种尖细的声音,像有人在哭。



我问我娘:"外面是谁在哭?"



我娘说:"是风,风没有家,所以哭。"



我说:"风为什么没有家?"



我娘没回答。



后来我才明白,她说的是风,也不是风。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



腊月里连着下了三天的雪,路上的积雪有半尺厚。



蓨县的泥路彻底不能走了,出门就得踩雪,鞋子不消一刻钟就湿透了。



我只有一双布鞋,湿了以后冻成了硬壳子,穿不了。



我娘拿了块破布,裹在我脚上,外面再套上我爹的旧草鞋。草鞋太大了,走路一甩一甩的,雪灌进去,化成水,冰冰凉的。



那年我冻了脚。



两个小脚趾头,肿得跟蒜瓣似的,紫红色的,又痒又疼。



我娘用热水给我泡脚,泡完了抹一点猪油,猪油是从邻居赵婶家借的,就那么一小点,我娘用手指尖抠着抹,省着用。



脚趾头后来好了,可每年一到冬天就犯,一直到我进了杨素的府上,有了炭火烤,才慢慢地不犯了。



可那种冷,记住了。



刻在骨头里的那种冷。



后来不管我穿多厚的皮袍子,坐在多大的炭火盆旁边,一到冬天,脚趾头还是会隐隐地疼。



那不是脚疼。



是蓨县的冬天还在我身上。



一辈子都在。



隔了一年,我爹送我去读书,那年我八岁。



县城里有一个私塾,开在城隍庙旁边。



先生姓孙,五十多岁,留着一把稀疏的山羊胡,背有点驼。他教书教了三十年,教出来的学生没一个考上功名的。



可他还是教。



每天早上坐在堂前,手里拿着一本翻烂了的论语,摇头晃脑地念。



我爹领着我去拜先生。



带了两条腊肉做拜师礼。



那两条腊肉是我家过年攒下来的,本来要留到开春吃的。



我爹咬了咬牙,拿了。



孙先生看了看我,问:"识字吗?"



我爹替我答:"识几个,在家教过他。"



"教过什么?"



"千字文,背了一半。"



孙先生点了点头,让我背一段。



我张嘴就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



一口气背到了龙师火帝,鸟官人皇。



孙先生的眼睛亮了一下。



"不错。"他说。然后冲我爹摆了摆手。"留下吧。"



我爹把腊肉放在桌上,冲先生鞠了个躬,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后来我想,他大概想说的是:好好读,别给爹丢人,也可能说的是家中腊肉换的读书机会,别浪费。



可他没说。



他的感情从来都不会表达出来。



私塾里一共十二个学生。



年纪最大的十五,最小的就是我。



我坐在最后一排,面前是一张豁了角的旧桌子,桌面上刻满了前几届学生的涂鸦,一个歪歪扭扭的张字,一匹四条腿一样长的马,还有一个不知道是鬼还是人的脸。



我没有书。



纸也没有多少。



我爹买不起。



孙先生在前面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用树枝在地上写字。笔画多的字,地上写不下,我就写在手心里。



写了擦,擦了写。



到后来,手心上的皮都磨粗了。



可我学得快。



是真的很快。



孙先生教一遍的东西,别人要三天才记住,我一天就行。不光记住,还能反过来想,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说?换一种说法行不行?书上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孙先生说我脑子活。



"这孩子不一样。"他跟我爹说。"别的孩子读书是硬记,他读书是在想,会想的人,将来了不得。"



我爹听了,回家喝了半壶酒。



他平时不喝酒,嫌费钱。



那天破例了,喝了半壶,脸红红的,对我娘说:"这小子有出息,将来能当大官。"



我娘正在灶台前洗碗。她头也没回,说了一句:"当什么大官,能吃饱饭就行。"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公鸡啄虫子,心里想的是我就要当大官。



不光是当大官。



我要当大到没有人能再叫我蛤蟆头的那种官。



我要当大到住在大宅子里,晚上听不到风在哭的官。



私塾读了六年。



六年里,孙先生教了论语、孟子、左传、尚书。



我全学了。



不光学了,还背了,不光背了,还琢磨了。



每一篇文章,我都要想,这个人为什么说这句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他想让听的人做什么?



孙先生说这叫读书读心。



他说:"德彝,圣人的书,字面上的意思只是皮,字里面的意思才是骨。你能看到骨头,将来就不是一般人。"



我点头,可我心里想的比先生说的还深一层------我不光要看到骨头,我还要学会用这些骨头。



用来做什么?



先活下去。



再站起来。



私塾里有一个学生,叫刘三,县丞的儿子。他比我大四岁,长得壮,拳头大。



他看不起我。因为我穷,因为我瘦,因为我爹就是个看粮仓的小吏,这活,谁来都行。



有一次,他把我的书抢了,那是孙先生借给我的唯一一本孟子。



他举在头顶上,大笑:"蛤蟆头也读书?蛤蟆只配蹲在井底叫。"



其他学生闻言,也都笑了。



我没笑。



也没闹。



我走到他面前,仰着头看他,他比我高一个头。



然后说了一句话。



"刘三哥,你爹上个月在城隍庙给泥像贴金箔,用的是衙门里修缮城墙的银子吧?"



他的脸白了。



书掉在了地上。



我捡起来,拍了拍灰,坐回了自己的位子。



从那以后,刘三再也没碰过我。



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也没有真的去告发他爹。



我都不知道那件事是不是真的,我只是从我爹跟邻居闲聊时听到过一句半句。



可我用了。



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话不一定要是真的,但一定要让对方相信你知道真的。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诓人。



好不好?



不好。



可管用。



出事是在一个秋天的夜里,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下午刚下过一场雨,空气里有股子泥土被浸透以后的腥气。



天黑以后起了风,风里夹着凉意,我娘把窗户关了,点了一盏油灯,在灯下补衣裳。



我在看书。



孙先生借给我的一本左传,纸页发黄,边角卷了起来。我看得很慢,每一个不认识的字都在心里记下来,第二天去问先生。



院子外面的狗突然叫了起来。



不是那种见了生人的叫法,是一声接一声的狂吠,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



然后我闻到了烟味。



不是灶里的烟味,是那种呛人的、浓烈的、什么东西在烧的味道。



我娘放下了针线,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看。



然后她的脸变了。



我这辈子再也没见过那种表情,不是惊恐,不是害怕,是一种瞬间被抽空了的茫然。



"走水了……"外面有人喊。"粮仓走水了……"



粮仓。



我爹管的粮仓。



我娘连鞋都没穿就往外跑,我跟在后面跑。



整条街都亮了,粮仓在街西头,离我家有二百多步远,可那火烧得太大了,映红了半边天。



烟柱子直冲上去,在风里歪歪斜斜的。



街上全是人,男人提着水桶往粮仓跑,女人抱着孩子站在门口。



有人在哭,有人在喊,乱成了一锅粥。



我们跑到粮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五座粮仓,三座塌了。



剩下两座还在烧,火从门窗里窜出来,木头烧断了噼啪直响,屋顶上的瓦片被烤得炸裂,碎片乱飞。



热浪扑面而来,站在十步开外都觉得脸在烫。



我爹在里面。



有人说看见他冲进去了,粮仓刚起火的时候,他正好在里面盘点。



别人都跑了,他没跑。



他往里面冲,要抢那些册子,记着粮食出入账的册子。



那是他的命。



那些册子比他的命都重要。



因为册子丢了,他说不清楚,上面会治他的罪。



他当了一辈子的小吏,清清白白,一粒粮食没贪过,册子不在了,谁信?



所以他冲进去了。



他们把他抬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



四个人抬的,两个人架着胳膊,两个人托着腿,脸被烟熏黑了,头发烧了一半,青布袍子上全是窟窿,露出里面烫伤的皮肤,红的、白的、一块一块的。



还有他的腰。



横梁砸下来的时候,正砸在他的脊梁上。



腰以下整个是软的,像没了骨头,两条腿耷拉着,脚尖在地上拖。



他还有气。



眼睛是睁着的。



抬回家的时候,我娘没哭,把他放在炕上,去烧了水,拧了帕子给他擦脸,一下一下地擦。



脸上的黑灰擦了,露出底下的烫伤,她看见了,手抖了一下,然后继续擦。



邻居请了个郎中来。郎中看了一眼,摇了摇头。



"背骨断了。"他说。"下半身回不来了。"



我娘问:"人能活吗?"



郎中没接话,诊金都没拿,就走了。



我爹躺了三天。



前两天还能说话。说的都是些碎碎的事。



"那口井明天该淘了"



"鸡窝的门板松了,钉一钉"



"东屋墙根有个耗子洞,拿泥堵上"。



像是在交代后事,可又不像。



像是一个人在用力记住自己活过的那些日子里的每一个细节。



哪怕是一口井,一扇鸡窝门,一个耗子洞。



第三天,他不怎么说话了。



眼睛望着天花板,房梁上有一只蜘蛛在织网,他就盯着那只蜘蛛看。看了一整天。



入夜以后,他忽然抓住了我的手。



力气很大,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么大的力气。



手指像铁钳子一样箍着我的手腕,指甲掐进了肉里。



"德彝。"



"爹。"



"你得活下去。"



他的声音很轻,轻的就像再也没有下一口气一般。



"不管用什么法子。"



"活下去。"



然后他的手就松了。



松得很慢,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松开。



眼睛还是睁着的。



望着房梁。



那只蜘蛛还在织网。



我伸手把他的眼睛合上了。



那年,我十四岁。



我爹下葬的那天没下雨。



这在蓨县不多见,秋天嘛,隔三差五就是一场雨,可那天偏偏晴了。



阳光很淡,照在身上不暖也不凉,就那么照着,不痛不痒的。



棺材是最薄的那种杨木板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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