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泉轩的“新匾”风波，随着瞎眼崔先生那番夹枪带棒、却又引人深思的评说，以及胥吏胡爷的灰溜溜退场，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在小小的上元县城，激起了更深、更隐秘的涟漪。那“见义惩恶”的匾额，仿佛一块投入死水潭的巨石，砸开的不仅是表面的水花，更搅动了水底经年累月的沉渣淤泥。
接下来的几日，赵御史依旧每日在县衙门口，在那块新匾之下升堂问案。投状的人有增无减，虽然依旧以佃户、小自耕农、小商户为主，状告的也多是些依附周、王等大户的庄头、管家、乃至旁支子弟，真正直指周老爷、王老爷本人的重状，还不多见。但气氛，已然不同了。
百姓们观望的眼神里，多了几分热切，也多了几分忐忑。茶余饭后，街头巷尾，议论的核心，渐渐从“赵御史能不能扳倒周家”，转向了更深层的东西。
“你们说，这回朝廷是动真格的，还是像以前那样，一阵风就过去了？”
“难说。没听崔先生说吗？这是圣上要变法，要‘见义惩恶’！是冲着国库没钱，要拿那些不交税的大户开刀呢！”
“可那些大户，哪个不是手眼通天？朝廷里能没人？这赵御史再硬气，还能硬得过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
“嘿，这你们就不懂了。我听说啊，这次是内阁张阁老，哦，就是张居正张相公，力主的新政！张相公是什么人？那是先帝爷留给当今圣上的顾命大臣，铁面无私，手腕硬得很！有他撑腰，赵御史才敢这么干！”
“张相公再厉害，能管得了全天下？上元离京城几千里呢！强龙还不压地头蛇，我看啊，最后还得是……”
各种猜测、流言、小道消息，如同春日里滋生的蔓草，在县城每一个角落悄悄蔓延。有人言之凿凿地说，看到周家的大管家，深夜悄悄去了知县老爷的后宅；有人说，王老爷派人带着重礼，连夜往应天府去了；更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省里某位大人物，对赵御史在上元的“胡闹”很不满，已经准备上折子弹劾了。
漱泉轩的生意，越发兴隆。每日午后，崔先生那张靠窗的梨木桌周围，总是挤得水泄不通。茶客们来此，与其说是听书，不如说是来交换信息，寻求共鸣，或者，只是想从崔先生那张嘴里，听到一些能让自己安心的解读。
崔先生依旧是那副模样，不疾不徐，惊堂木一响，便开讲。说的内容，却渐渐有了些微妙的变化。他不再局限于“新匾”事件本身，话里话外，开始延伸。
“……列位，这‘见义惩恶’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啥叫‘义’？啥叫‘恶’？有时候，黑的白不了，可有时候，白的，它也未必就那么白。” 他啜了口茶，慢悠悠道，“就说这税赋，朝廷要收税，天经地义。可怎么收，收多少，这里头学问就大了。田多的，有法子少交；田少的，没门路的，就得勒紧裤腰带。为啥？还不是因为那本账，糊涂！”
“朝廷有朝廷的黄册，县里有县里的鱼鳞册，里长甲首手里还有一本私册。三本册子对不上，那银子、那粮食，就从这缝隙里，漏到某些人的口袋里去了。这就好比一个筛子，眼儿太大，该留的没留住，不该漏的，全漏光了。”
茶客们听得入神，有人忍不住问：“崔先生，那这回赵御史查账，能把这筛子眼儿堵上不？”
崔先生嘿嘿一笑，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堵？谈何容易！这筛子用了百十年，都锈住了，窟窿眼儿都成了通路。你想堵，就得把筛子拆了重编。可这筛子连着多少根线？扯着多少人的肉？你一动手，疼的人多了，能让你安生？”
“那…
接下来的几日，赵御史依旧每日在县衙门口，在那块新匾之下升堂问案。投状的人有增无减，虽然依旧以佃户、小自耕农、小商户为主，状告的也多是些依附周、王等大户的庄头、管家、乃至旁支子弟，真正直指周老爷、王老爷本人的重状，还不多见。但气氛，已然不同了。
百姓们观望的眼神里，多了几分热切，也多了几分忐忑。茶余饭后，街头巷尾，议论的核心，渐渐从“赵御史能不能扳倒周家”，转向了更深层的东西。
“你们说，这回朝廷是动真格的，还是像以前那样，一阵风就过去了？”
“难说。没听崔先生说吗？这是圣上要变法，要‘见义惩恶’！是冲着国库没钱，要拿那些不交税的大户开刀呢！”
“可那些大户，哪个不是手眼通天？朝廷里能没人？这赵御史再硬气，还能硬得过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
“嘿，这你们就不懂了。我听说啊，这次是内阁张阁老，哦，就是张居正张相公，力主的新政！张相公是什么人？那是先帝爷留给当今圣上的顾命大臣，铁面无私，手腕硬得很！有他撑腰，赵御史才敢这么干！”
“张相公再厉害，能管得了全天下？上元离京城几千里呢！强龙还不压地头蛇，我看啊，最后还得是……”
各种猜测、流言、小道消息，如同春日里滋生的蔓草，在县城每一个角落悄悄蔓延。有人言之凿凿地说，看到周家的大管家，深夜悄悄去了知县老爷的后宅；有人说，王老爷派人带着重礼，连夜往应天府去了；更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省里某位大人物，对赵御史在上元的“胡闹”很不满，已经准备上折子弹劾了。
漱泉轩的生意，越发兴隆。每日午后，崔先生那张靠窗的梨木桌周围，总是挤得水泄不通。茶客们来此，与其说是听书，不如说是来交换信息，寻求共鸣，或者，只是想从崔先生那张嘴里，听到一些能让自己安心的解读。
崔先生依旧是那副模样，不疾不徐，惊堂木一响，便开讲。说的内容，却渐渐有了些微妙的变化。他不再局限于“新匾”事件本身，话里话外，开始延伸。
“……列位，这‘见义惩恶’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啥叫‘义’？啥叫‘恶’？有时候，黑的白不了，可有时候，白的，它也未必就那么白。” 他啜了口茶，慢悠悠道，“就说这税赋，朝廷要收税，天经地义。可怎么收，收多少，这里头学问就大了。田多的，有法子少交；田少的，没门路的，就得勒紧裤腰带。为啥？还不是因为那本账，糊涂！”
“朝廷有朝廷的黄册，县里有县里的鱼鳞册，里长甲首手里还有一本私册。三本册子对不上，那银子、那粮食，就从这缝隙里，漏到某些人的口袋里去了。这就好比一个筛子，眼儿太大，该留的没留住，不该漏的，全漏光了。”
茶客们听得入神，有人忍不住问：“崔先生，那这回赵御史查账，能把这筛子眼儿堵上不？”
崔先生嘿嘿一笑，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堵？谈何容易！这筛子用了百十年，都锈住了，窟窿眼儿都成了通路。你想堵，就得把筛子拆了重编。可这筛子连着多少根线？扯着多少人的肉？你一动手，疼的人多了，能让你安生？”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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