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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奕看来,只有遵从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才能使“天下大治”。



这是站在儒家、道家学说的立场上反佛教的。



他还列举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盛行的弊病,请求唐高祖“定天门之开阖,更新宝位,通万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



甚至为了说服唐高祖,他列举了庖牺氏至汉高祖,历二十九代,四百余君,“但闻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见寺堂铜像,建社宁邦”。



他请求将“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自足忠臣,宿卫宗庙。



则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无事,为牺皇之民”。



随同《请废佛法表》一起上奏的还有“益国利民”十一条。



只不过当时李渊顾忌大唐立国不久,若是清算佛门恐怕会引起动荡,所以没有采纳。



到了武德七年,他再次上《请除释教疏》,主张禁断佛教。



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寿夭,由于自然”的唯物论观点。



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权的一方,进一步陈述了他反佛的思想。



这一次的上疏引起了李渊的注意,诏令百官议论除佛之事。



只不过朝臣中信佛者较多,唯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张,而中书令萧瑀带头发难,攻击傅奕为妄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



但傅奕当时也是头铁,直接就跟萧瑀激烈争论起来。



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对,明概在《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



认为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



萧瑀最后一合双手,喃喃地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最后由傅奕引发的这场争论不了了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傅奕的反佛理论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当时李渊就厌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



于是武德九年,李渊发布《沙汰僧道诏》,虽不像傅奕建议的那样彻底废除佛教,但其整顿、纯洁宗教的想法显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傅奕反佛建议的回应。



李渊以“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变,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阃阃,驱策畜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变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萎,有秽嘉苗;类彼瘀泥,混夫清水。”为由。



最终决定:“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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