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修的公司开张那天，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周四。
没有剪彩，没有花篮，没有祝贺的人群。他只是去工商局领了营业执照，在东风巷口那家打印店印了一盒名片，然后回到17号院，把那张薄薄的纸放在石榴树下的石桌上。
陈伯庸凑过来看了一眼。
“江城修远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念出声，“修远……路漫漫其修远兮？”
林修点了点头。
“名字不错。”陈伯庸说，“干什么的？”
“帮人解决麻烦。”林修说。
陈伯庸看着他，笑了。
“你倒是说实话。”
林修没有解释。他把营业执照收起来，进屋给自己泡了杯茶。
公司就这么开起来了。
第一个月，没有一个客户。
林修也不急。他每天上午去老城区那些街巷里转悠，跟晒太阳的老人聊天，听他们讲那些陈年旧事。下午回来，把听到的信息记在本子上，和秦风当初帮他查的那些档案对照着看。晚上等周梦薇下班回来，一起吃晚饭，然后坐在石榴树下喝茶。
周梦薇在江大附小当老师，教四年级语文。这是她自己找的工作，没让任何人帮忙。面试那天，她穿着白衬衫黑长裙，头发扎成马尾，站在一群应届毕业生中间，一点都不怯场。
校长问她为什么选择当老师。
她说：“想教孩子认字。”
校长又问：“为什么想教认字？”
她想了想，说：“因为认字了，就能看懂更多的故事。”
她被录取了。
林修知道这件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想起刚重生那会儿，周梦薇还坐在周家别墅的客厅里，对着一杯凉掉的茶发呆。那时的她眼睛里没有光，只有被生活磨钝后的疲惫。
现在她眼睛里有光了。
不是那种被谁点燃的光，是她自己燃起来的。
第二个月，修远咨询迎来了第一个客户。
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住在东风巷隔壁那条街。她家的老房子要拆迁，但房产证上的名字还是她去世二十年的丈夫。她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个个都想要那份拆迁款，闹得不可开交。
老太太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巷口17号院住了个“能人”，专门帮人解决麻烦。她拄着拐杖颤巍巍走过来，站在院门口喊：“林先生在吗？”
林修正在石榴树下看书。
他抬起头，看着这个满头白发、脸上刻满皱纹的老人。
“在。”他说。
老太太走进来，在他对面坐下，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说到最后，她抹了一把眼泪：“我不是想要那些钱，我是想让我老头子走得安心。这房子是我们结婚那年盖的，他一砖一瓦垒起来的。我不能让那些不肖子孙把它拆得乱七八糟。”
林修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您想怎么做？”他问。
老太太看着他。
“我想让我老头子走得安心。”她又说了一遍。
林修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他说。
接下来的半个月，林修开始忙碌起来。
他先去了趟档案馆，调出那条街当年的宅基地审批记录。又去了趟房管局，查到那套房子二十年来的产权变更情况。然后他分别约谈了老太太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每个人谈了两个小时，把他们的诉求、顾虑、底线摸得一清二楚。
最后，他起草了一份协议。
协议的核心只有一条：房子拆迁后，补偿款分成六份，老太太占两份，五个子女各占一份。但老太太那一份，在她百年之后，由五个子女平分。
条件是：在老太太生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她的居住和生活。
他把协议拿到老太太面前，一条一条念给她听。
老太太听完，沉默了很久。
“林先生，”她问，“这样就行了？”
林修看着她。
“这样就行了。”他说。
老太太签了字。
五个子女也签了字。
拆迁那天，林修去了现场。老太太站在巷口，看着那栋老房子被推土机一点点夷为平地。她没有哭，只是一直看着，看着那些年深日久的砖瓦变成一堆废墟。
林修站在她旁边，没有说话。
“林先生，”老太太忽然开口，“你收多少钱？”
林修看着她。
“不收钱。”他说。
老太太愣了一下。
“为什么？”
林修没有回答。
他只是看着那片废墟，想起很多年前，自己也在某个地方，看着什么东西被夷为平地。
“林先生，”老太太的声音把他拉回来，“你是个好人。”
林修没有说话。
好人？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件事做完了，他觉得心里踏实。
第三个月，公司来了第二个客户。
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瘦削，苍白，眼窝深陷，像很久没睡好觉。他走进院子时，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林修？”他问。
林修点了点头。
那人在他对面坐下，把档案袋放在石桌上，但没有松手。
“我叫陈远。”他说，“陈伯庸的侄子。”
林修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
陈远。
这个名字他听陈伯庸提过。老人有个侄子，比他小二十多岁，父母早亡，是陈伯庸一手带大的。后来去南方做生意，很多年没回来。
“陈伯伯知道你来吗？”林修问。
陈远摇了摇头。
“他不知道。”他说，“我也不想让他知道。”
林修看着他，等他继续。
陈远沉默了很久。
“我在南方做生意，”他终于开口，“跟人合伙开了个厂。去年年底，合伙人跑了，把厂里所有的流动资金都卷走了。还
没有剪彩，没有花篮，没有祝贺的人群。他只是去工商局领了营业执照，在东风巷口那家打印店印了一盒名片，然后回到17号院，把那张薄薄的纸放在石榴树下的石桌上。
陈伯庸凑过来看了一眼。
“江城修远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念出声，“修远……路漫漫其修远兮？”
林修点了点头。
“名字不错。”陈伯庸说，“干什么的？”
“帮人解决麻烦。”林修说。
陈伯庸看着他，笑了。
“你倒是说实话。”
林修没有解释。他把营业执照收起来，进屋给自己泡了杯茶。
公司就这么开起来了。
第一个月，没有一个客户。
林修也不急。他每天上午去老城区那些街巷里转悠，跟晒太阳的老人聊天，听他们讲那些陈年旧事。下午回来，把听到的信息记在本子上，和秦风当初帮他查的那些档案对照着看。晚上等周梦薇下班回来，一起吃晚饭，然后坐在石榴树下喝茶。
周梦薇在江大附小当老师，教四年级语文。这是她自己找的工作，没让任何人帮忙。面试那天，她穿着白衬衫黑长裙，头发扎成马尾，站在一群应届毕业生中间，一点都不怯场。
校长问她为什么选择当老师。
她说：“想教孩子认字。”
校长又问：“为什么想教认字？”
她想了想，说：“因为认字了，就能看懂更多的故事。”
她被录取了。
林修知道这件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想起刚重生那会儿，周梦薇还坐在周家别墅的客厅里，对着一杯凉掉的茶发呆。那时的她眼睛里没有光，只有被生活磨钝后的疲惫。
现在她眼睛里有光了。
不是那种被谁点燃的光，是她自己燃起来的。
第二个月，修远咨询迎来了第一个客户。
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住在东风巷隔壁那条街。她家的老房子要拆迁，但房产证上的名字还是她去世二十年的丈夫。她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个个都想要那份拆迁款，闹得不可开交。
老太太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巷口17号院住了个“能人”，专门帮人解决麻烦。她拄着拐杖颤巍巍走过来，站在院门口喊：“林先生在吗？”
林修正在石榴树下看书。
他抬起头，看着这个满头白发、脸上刻满皱纹的老人。
“在。”他说。
老太太走进来，在他对面坐下，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说到最后，她抹了一把眼泪：“我不是想要那些钱，我是想让我老头子走得安心。这房子是我们结婚那年盖的，他一砖一瓦垒起来的。我不能让那些不肖子孙把它拆得乱七八糟。”
林修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您想怎么做？”他问。
老太太看着他。
“我想让我老头子走得安心。”她又说了一遍。
林修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他说。
接下来的半个月，林修开始忙碌起来。
他先去了趟档案馆，调出那条街当年的宅基地审批记录。又去了趟房管局，查到那套房子二十年来的产权变更情况。然后他分别约谈了老太太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每个人谈了两个小时，把他们的诉求、顾虑、底线摸得一清二楚。
最后，他起草了一份协议。
协议的核心只有一条：房子拆迁后，补偿款分成六份，老太太占两份，五个子女各占一份。但老太太那一份，在她百年之后，由五个子女平分。
条件是：在老太太生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她的居住和生活。
他把协议拿到老太太面前，一条一条念给她听。
老太太听完，沉默了很久。
“林先生，”她问，“这样就行了？”
林修看着她。
“这样就行了。”他说。
老太太签了字。
五个子女也签了字。
拆迁那天，林修去了现场。老太太站在巷口，看着那栋老房子被推土机一点点夷为平地。她没有哭，只是一直看着，看着那些年深日久的砖瓦变成一堆废墟。
林修站在她旁边，没有说话。
“林先生，”老太太忽然开口，“你收多少钱？”
林修看着她。
“不收钱。”他说。
老太太愣了一下。
“为什么？”
林修没有回答。
他只是看着那片废墟，想起很多年前，自己也在某个地方，看着什么东西被夷为平地。
“林先生，”老太太的声音把他拉回来，“你是个好人。”
林修没有说话。
好人？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件事做完了，他觉得心里踏实。
第三个月，公司来了第二个客户。
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瘦削，苍白，眼窝深陷，像很久没睡好觉。他走进院子时，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林修？”他问。
林修点了点头。
那人在他对面坐下，把档案袋放在石桌上，但没有松手。
“我叫陈远。”他说，“陈伯庸的侄子。”
林修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
陈远。
这个名字他听陈伯庸提过。老人有个侄子，比他小二十多岁，父母早亡，是陈伯庸一手带大的。后来去南方做生意，很多年没回来。
“陈伯伯知道你来吗？”林修问。
陈远摇了摇头。
“他不知道。”他说，“我也不想让他知道。”
林修看着他，等他继续。
陈远沉默了很久。
“我在南方做生意，”他终于开口，“跟人合伙开了个厂。去年年底，合伙人跑了，把厂里所有的流动资金都卷走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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