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漕运部门的部分档案（在狄仁杰特批下），搜集了南北主要粮市近年的价格波动数据，听取了相关胥吏、粮商的陈述（非正式），也邀请了两位精通漕务的退休老吏提供咨询。争吵依然激烈，尤其是关于固定比例该定在什么水平、参考市价的具体机制如何设计、对原有利益受损者如何补偿或过渡等关键问题，双方寸步不让。
但闭门的环境和明确的任务（必须拿出具体方案），迫使双方不得不更认真地听取对方理由，更仔细地审视已有数据。那位户部退休的度支郎中，用详实的数据指出，完全固定比例确有僵化之虞，但完全放任浮动则弊端更大。他提出了一个“基准比例加浮动区间”的折中思路。学者代表则从“便民”与“国用”平衡的角度，强调任何改革都需考虑过渡期的平稳。
王元宝作为召集人，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利用自己商人的敏锐和对数字的天赋，不断在双方报价和测算之间寻找可能的中庸点。“江南的刘兄，你所提的比例，依近年最低市价测算，粮户仍略有小损，但可接受。河北的李兄，你所担忧的漕运成本增加，若按此比例，以近年平均粮价计，朝廷需补贴之数额，并非不可承受，且可从革除‘折色’中间盘剥之收益中部分抵充……” 他更像一个精明的账房先生，而非简单的利益代言人，努力在双方诉求的缝隙中，寻找那一丝微弱的共识可能。
最终，经过无数次的争吵、计算、妥协，专议房勉强拿出了两套方案：一套是相对激进的“固定基准比例，辅以丰歉微调”，更接近改革派的主张；另一套是相对保守的“设定浮动上下限，严查盘剥”，更接近反对派的底线。两套方案都附有详细的测算依据和利弊分析。
当专议房将这两套方案提交咨政院大会再次讨论时，气氛已与初次争论时大不相同。双方依然倾向于支持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但由于专议房提供了更扎实的数据和多维度的分析，争论的焦点从最初的“要不要改”，部分转移到了“具体怎么改”、“哪种方案更可行、弊端更小”上。一些原本立场坚定的人，在看了详细数据后，态度出现了微妙松动。
“若按专议房甲案，固定比例，我乡里粮户岁入可增近一成，此乃实利。然乙案所设浮动上限，亦比往年盘剥为轻……或可商榷。” 一位江南士绅代表沉吟道。
“乙案虽设上限，然浮动机制仍在，胥吏仍有操作空间。不若甲案干脆。” 另一位支持者道。
“甲案过于僵硬，若遇大歉年，粮价飞涨，仍按固定比例征收折色，民必不堪！乙案预留浮动，更具弹性。” 反对派反驳。
“然弹性空间，易成盘剥空间！需辅以严厉监察。”
“监察？谈何容易！天下胥吏如过江之鲫，如何监察得过来？”
争论在继续，但不再是纯粹的情绪对抗和立场宣示，开始夹杂着对具体条款、执行细节、可能漏洞的探讨。最终，大会未能就采用哪套方案达成明显共识，但同意将两套方案及其详细讨论过程、各方主要支持理由，作为条陈一同上呈，并特别注明：“多数咨政员认为，现行折色之法弊病甚多，确有改革之必要。然于具体路径，意见不一。甲案更利小民，然恐失之僵化；乙案兼顾弹性，然需配以严密监察，方防新弊。”
这份条陈送到政事堂和户部，引起了高度重视。与以往那些模糊不清、充满争吵痕迹的条陈不同，这份条陈清晰地呈现了问题的复杂性、两种主要的解决思路及其各自的优劣，甚至隐含了可能的妥协方向（比如在甲案中增加弹性条款，或在乙案中强化监察）。最终，朝廷在参考咨政院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户部自身的研判，出台了一个折中的新政：在主要漕粮区试行“基准比例+有限浮动”的新制，同时配
但闭门的环境和明确的任务（必须拿出具体方案），迫使双方不得不更认真地听取对方理由，更仔细地审视已有数据。那位户部退休的度支郎中，用详实的数据指出，完全固定比例确有僵化之虞，但完全放任浮动则弊端更大。他提出了一个“基准比例加浮动区间”的折中思路。学者代表则从“便民”与“国用”平衡的角度，强调任何改革都需考虑过渡期的平稳。
王元宝作为召集人，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利用自己商人的敏锐和对数字的天赋，不断在双方报价和测算之间寻找可能的中庸点。“江南的刘兄，你所提的比例，依近年最低市价测算，粮户仍略有小损，但可接受。河北的李兄，你所担忧的漕运成本增加，若按此比例，以近年平均粮价计，朝廷需补贴之数额，并非不可承受，且可从革除‘折色’中间盘剥之收益中部分抵充……” 他更像一个精明的账房先生，而非简单的利益代言人，努力在双方诉求的缝隙中，寻找那一丝微弱的共识可能。
最终，经过无数次的争吵、计算、妥协，专议房勉强拿出了两套方案：一套是相对激进的“固定基准比例，辅以丰歉微调”，更接近改革派的主张；另一套是相对保守的“设定浮动上下限，严查盘剥”，更接近反对派的底线。两套方案都附有详细的测算依据和利弊分析。
当专议房将这两套方案提交咨政院大会再次讨论时，气氛已与初次争论时大不相同。双方依然倾向于支持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但由于专议房提供了更扎实的数据和多维度的分析，争论的焦点从最初的“要不要改”，部分转移到了“具体怎么改”、“哪种方案更可行、弊端更小”上。一些原本立场坚定的人，在看了详细数据后，态度出现了微妙松动。
“若按专议房甲案，固定比例，我乡里粮户岁入可增近一成，此乃实利。然乙案所设浮动上限，亦比往年盘剥为轻……或可商榷。” 一位江南士绅代表沉吟道。
“乙案虽设上限，然浮动机制仍在，胥吏仍有操作空间。不若甲案干脆。” 另一位支持者道。
“甲案过于僵硬，若遇大歉年，粮价飞涨，仍按固定比例征收折色，民必不堪！乙案预留浮动，更具弹性。” 反对派反驳。
“然弹性空间，易成盘剥空间！需辅以严厉监察。”
“监察？谈何容易！天下胥吏如过江之鲫，如何监察得过来？”
争论在继续，但不再是纯粹的情绪对抗和立场宣示，开始夹杂着对具体条款、执行细节、可能漏洞的探讨。最终，大会未能就采用哪套方案达成明显共识，但同意将两套方案及其详细讨论过程、各方主要支持理由，作为条陈一同上呈，并特别注明：“多数咨政员认为，现行折色之法弊病甚多，确有改革之必要。然于具体路径，意见不一。甲案更利小民，然恐失之僵化；乙案兼顾弹性，然需配以严密监察，方防新弊。”
这份条陈送到政事堂和户部，引起了高度重视。与以往那些模糊不清、充满争吵痕迹的条陈不同，这份条陈清晰地呈现了问题的复杂性、两种主要的解决思路及其各自的优劣，甚至隐含了可能的妥协方向（比如在甲案中增加弹性条款，或在乙案中强化监察）。最终，朝廷在参考咨政院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户部自身的研判，出台了一个折中的新政：在主要漕粮区试行“基准比例+有限浮动”的新制，同时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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