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胸口憋闷欲裂。王怀恩赶紧递上参汤，被他勉强啜了一口，推开。
休息片刻，他再次提笔。这一次，似乎顺畅了一些。他没有按照史书的体例，也没有刻意追求文采，只是以最朴素的、近乎自语的方式，开始书写。从记忆最初的模糊之处写起——
“余，李瑾，本名已不可考，亦不愿再提。约是贞观末年，生于……或许是河东道，一寻常读书人家。幼时家道中落，依稀记得门前有老槐，夏夜母亲于树下纺纱，父亲教我诵读《千字文》……”
笔迹依旧不稳，但字里行间，开始流淌出一种遥远的、带着温暖与伤感的追忆。他写幼年丧父，家计艰难；写被迫净身入宫时的恐惧与绝望；写初入宫廷的谨小慎微与茫然无措。他没有避讳自己的宦官身份，甚至带着一种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笔触，描述那场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手术”带来的身心创伤。
“其时痛楚，非言语所能形容。更痛者，在于自知此生已绝于常伦，断嗣绝后，为人所轻贱。每至夜深，扪心自问，此生何为？浑噩度日，抑或……另寻他途？”
然后，笔锋一转，他开始写到机遇——因略通文墨，被派往当时尚是皇后的武媚娘宫中侍奉文书。他写初见武媚娘时的震撼，那个美丽、聪慧而又暗藏锋芒的女人，如何在波谲云诡的后宫中挣扎求存。他写自己如何小心翼翼，又如何在关键时刻，凭借超越时代的见识（被他隐晦地解释为“偶有所得”、“喜读杂书、好思奇技”），为武媚娘出谋划策，逐渐获得信任。
“后（指武媚娘）非寻常女子，其志不在椒房。余渐察之，知其可为非常之主，亦知追随其后，风险莫测，然机遇亦在此。余身已残缺，若不能做一番事业，留名于世，则与草木同朽何异？此念一生，便如心魔，再难遏制。”
他坦诚了自己最初的投机与野心，也写下了在感业寺那个风雨之夜，与武媚娘定下“非常之策”时的紧张与决绝。他写如何协助武媚娘重返宫廷，扳倒王皇后、萧淑妃，稳固后位，进而攫取权力。他写永徽、显庆年间的暗流涌动，写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的明争暗斗，写每一次政治风暴中的权衡、算计，与偶尔闪现的愧疚。
“废王立武，非仅后宫之争，实乃皇权与关陇门阀之争。后欲集权，必除长孙、褚等。余献策用许敬宗、李义府等，罗织罪名，打击异己。其间或有冤屈，或有牵连，然政治倾轧，从无温情。余非不知其酷，然当时情境，非如此不足以竟全功。此事，余不讳言，亦不推诿。后世若以此罪余，余亦认之。然若重来一次，余或仍会如此选择。因若不除彼等，则后之新政，永昌之治，无从谈起。”
他写武媚娘临朝称制，自己如何从幕后走向台前，执掌权柄。他写永昌新政的蓝图如何在胸中勾勒，又如何克服重重阻力，艰难推行。他写清查田亩、整顿漕运时的阻力与成效；写设立市舶司、开拓海疆时的兴奋与风险；写建立格物院、推广新式农具和技术时的期望与非议。
“治国之道，在富国强兵。富国需开源，强兵需利器。余以为，拘泥于祖制，固守于农桑，不足以应对未来之变。开海通商，引入异物，学习技艺，乃必由之路。然此路艰险，朝中守旧者众，利益牵绊者多。每行一步，皆需筹谋，皆需借力，皆需……非常手段。”
他用了大量篇幅，详细记述各项新政的初衷、设计、推行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取得的成效以及引发的争议。他并不回避问题，比如市舶司初期的贪腐，比如新式犁具推广中因官吏执行不力导致的民怨，比如开拓海外初期因水土不服、疾病、冲突导致的巨大伤亡。他甚至记录了一些失败或效果不彰的尝试，并分析了原因。
“
休息片刻，他再次提笔。这一次，似乎顺畅了一些。他没有按照史书的体例，也没有刻意追求文采，只是以最朴素的、近乎自语的方式，开始书写。从记忆最初的模糊之处写起——
“余，李瑾，本名已不可考，亦不愿再提。约是贞观末年，生于……或许是河东道，一寻常读书人家。幼时家道中落，依稀记得门前有老槐，夏夜母亲于树下纺纱，父亲教我诵读《千字文》……”
笔迹依旧不稳，但字里行间，开始流淌出一种遥远的、带着温暖与伤感的追忆。他写幼年丧父，家计艰难；写被迫净身入宫时的恐惧与绝望；写初入宫廷的谨小慎微与茫然无措。他没有避讳自己的宦官身份，甚至带着一种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笔触，描述那场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手术”带来的身心创伤。
“其时痛楚，非言语所能形容。更痛者，在于自知此生已绝于常伦，断嗣绝后，为人所轻贱。每至夜深，扪心自问，此生何为？浑噩度日，抑或……另寻他途？”
然后，笔锋一转，他开始写到机遇——因略通文墨，被派往当时尚是皇后的武媚娘宫中侍奉文书。他写初见武媚娘时的震撼，那个美丽、聪慧而又暗藏锋芒的女人，如何在波谲云诡的后宫中挣扎求存。他写自己如何小心翼翼，又如何在关键时刻，凭借超越时代的见识（被他隐晦地解释为“偶有所得”、“喜读杂书、好思奇技”），为武媚娘出谋划策，逐渐获得信任。
“后（指武媚娘）非寻常女子，其志不在椒房。余渐察之，知其可为非常之主，亦知追随其后，风险莫测，然机遇亦在此。余身已残缺，若不能做一番事业，留名于世，则与草木同朽何异？此念一生，便如心魔，再难遏制。”
他坦诚了自己最初的投机与野心，也写下了在感业寺那个风雨之夜，与武媚娘定下“非常之策”时的紧张与决绝。他写如何协助武媚娘重返宫廷，扳倒王皇后、萧淑妃，稳固后位，进而攫取权力。他写永徽、显庆年间的暗流涌动，写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的明争暗斗，写每一次政治风暴中的权衡、算计，与偶尔闪现的愧疚。
“废王立武，非仅后宫之争，实乃皇权与关陇门阀之争。后欲集权，必除长孙、褚等。余献策用许敬宗、李义府等，罗织罪名，打击异己。其间或有冤屈，或有牵连，然政治倾轧，从无温情。余非不知其酷，然当时情境，非如此不足以竟全功。此事，余不讳言，亦不推诿。后世若以此罪余，余亦认之。然若重来一次，余或仍会如此选择。因若不除彼等，则后之新政，永昌之治，无从谈起。”
他写武媚娘临朝称制，自己如何从幕后走向台前，执掌权柄。他写永昌新政的蓝图如何在胸中勾勒，又如何克服重重阻力，艰难推行。他写清查田亩、整顿漕运时的阻力与成效；写设立市舶司、开拓海疆时的兴奋与风险；写建立格物院、推广新式农具和技术时的期望与非议。
“治国之道，在富国强兵。富国需开源，强兵需利器。余以为，拘泥于祖制，固守于农桑，不足以应对未来之变。开海通商，引入异物，学习技艺，乃必由之路。然此路艰险，朝中守旧者众，利益牵绊者多。每行一步，皆需筹谋，皆需借力，皆需……非常手段。”
他用了大量篇幅，详细记述各项新政的初衷、设计、推行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取得的成效以及引发的争议。他并不回避问题，比如市舶司初期的贪腐，比如新式犁具推广中因官吏执行不力导致的民怨，比如开拓海外初期因水土不服、疾病、冲突导致的巨大伤亡。他甚至记录了一些失败或效果不彰的尝试，并分析了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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