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方官考课的重要标准。



其四,修“律令细则以利民”。 建议由刑部、大理寺牵头,会同熟悉地方事务的官员,对《永徽律疏》中关于田宅、钱债、婚姻、继承等民间常涉讼争的部分,进行系统梳理,制定更详尽的“例”或“细则”,力求“条文清晰,断案有据,吏不得因缘为奸”。重申“死刑复核”必须从严,规定“非经刑部详复、大理寺平议,不得决;情实可矜、疑窦未消者,必奏请上裁”。



其五,重“实务杂学之用”。 建议在翰林院或秘书省下设“博学馆”(名称可再议),不拘一格,招揽精通算学、天文、水利、农桑、医药、匠作等“实务之学”的才士,给予俸禄、提供研究条件,其成果“可供有司咨访,以利国计民生”。这并非要设立独立的“科学院”,而是试图在现有体制内,为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争取一点点空间和认可。



李瑾口述得很慢,时断时续,但思路异常清晰。他刻意将这些建议包装成对“永昌盛世”的“查漏补缺”和“制度完善”,强调其目的是“使我朝法度愈明,治理愈精,盛世之基,垂于久远”。每一款建议,他都尽量引用经典(哪怕是牵强附会)或本朝祖制(如太宗纳谏、高宗修律)作为依据,使其看起来不那么“离经叛道”。



老文书记录完毕,已是深夜。李瑾仔细看了一遍草稿,做了些许修改,吩咐用最工整的楷书誊抄数份。“一份……密封,待我……去后,呈予陛下。一份……留给太子。一份……留给安国大王(李旦)。还有一份……你收好,若……若后世有变,或许……有用。” 他喘息着,眼中闪过一丝难以言喻的光芒。



“相爷……” 老文书哽咽。



“莫哭,人皆有此日。” 李瑾疲惫地闭上眼,“还有……更紧要的。”



他让老文书取来一个早就准备好的、不起眼的檀木小匣。匣子有精巧的暗锁,钥匙只有一把,挂在他贴身的内衣里。他颤抖着手,取出钥匙,打开木匣。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几卷用最上等韧性纸张书写、密密麻麻满是字迹的文稿,以及几封火漆密封的信函。



文稿,是他毕生心血凝聚的、超越时代的思想精华,远比“永昌末议”要激进和系统得多。其中包括:



1 《古今治道疏议》:表面上是对历代政治制度的梳理与评论,实则夹带私货,深入剖析了君主专制、贵族政治、门阀政治、官僚政治的利弊,隐约指出了“权力制衡”、“程序正义”、“民权保障”等概念的重要性,并借古讽今,对大唐现行体制的潜在风险提出了极其隐晦的警告。



2 《海外见闻与制略》:基于这些年来海外探索、分封的见闻,不仅描述了异域风物,更着重分析了不同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可能孕育的不同社会组织形式。其中大胆推测了“岛国商邦”(暗指类似威尼斯、荷兰)、“新土自治”(暗指类似北美殖民地)等可能的发展模式,并探讨了它们与中央帝国的关系,隐隐指向“联邦”、“自治”等概念。



3 《数理格物新编》:这是他凭借超越时代的数理知识,结合当代条件,整理编纂的一些基础数学、物理、天文、地理知识,包括改良的算术、几何、简易的代数符号、对天体运行和地球形状的推测、力学初探、简易机械原理等。他刻意避免使用太超前的术语和公式,而是用传统的语言和例子进行阐述,希望能启发后来者的科学思维。



4 《大同书》纲要:这才是他最核心、也最危险的遗稿。以阐述儒家“大同”理想为名,实则描绘了一个高度理想化的、融合了他对君主立宪、共和、宪政、民权等概念理解(当然进行了极大的模糊和本土化处理)的未来社会图景。强调“天下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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