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管子》的“务本去末”，将商业视为破坏自然经济、腐蚀淳朴民风的洪水猛兽，对专门立法保护商事活动，表现出极大的警惕和抵触。
但这一次，刘晏并非孤军奋战。一些较为务实、或出身庶族、对民间经济了解更深的官员和学者，开始站出来支持他。
刑部郎中裴谈从司法实务角度说道：“徐公、崔公所言固然有理，然则时移世易。如今市井繁荣，交易频仍，纠纷日多乃是不争事实。州县官吏审理此类案件，苦于无法可依，或循旧例，或凭心证，往往同案不同判，百姓怨声载道。若有明晰商法，则官吏有所遵循，商民有所预期，可省无数讼累，亦是安定地方、维护治安之要务。岂可因噎废食？”
一位曾在江淮转运使府任职的官员补充道：“下官在江淮时，亲见漕运、盐铁之利，实为朝廷命脉。然大宗贸易，动辄涉及巨万钱帛，若无明确契约、运输、风险承担之法规，一旦出事，往往酿成大乱。若有商法可依，则交易各方权责清晰，可促进大宗货殖，于国用实有大利。且今永昌新政，鼓励通商，若无法度保障，商贾必心存疑虑，裹足不前，新政成效，恐将大打折扣。”
李瑾一直凝神静听，此时缓缓开口：“诸公之议，皆有所本。重农固为国之根本，然工商亦不可或缺。《周易》有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圣王亦不废交易。今之世，非古之小国寡民可比。两京繁华，万国来朝，货殖流通乃国家生机所在。朝廷设市舶司，征商税，已承认其利。既有其利，则当有其规。无法，则利为乱源；有法，则利为国资。”
他看向狄仁杰：“狄公，您看呢？”
狄仁杰沉吟片刻，目光扫过在场诸人，最终落在那些记录着各类商事纠纷的案卷上，缓缓道：“治国如治水，堵不如疏，疏不如导。商事活动，如同水流，已然汹涌，不可强行遏止。若无河道堤防规范之，则必泛滥成灾，侵蚀农田（农业根本），冲毁屋舍（社会秩序）。然若因势利导，修筑坚固之法律河渠，则可使其灌溉沃野（繁荣经济），推动舟楫（促进流通），利国利民。”
他顿了顿，继续道：“专立商法，并非拔高商贾地位，使其与士农并列，而是面对现实，因事立法，为已然广泛存在、关乎国计民生之商事活动，确立一套明确、稳定、可预期的规则。其目的，非为鼓励人人逐利，而是为了定分止争，降低交易耗费，保护正当经营，打击奸诈不法。如此，农可安其耕，工可精其艺，商可通其货，各得其所，天下乃治。至于徐公所忧之风俗，崔公所虑之国本，法条之中，自可加以引导和约束。例如，严禁官员经商、限制商贾奢侈、打击囤积居奇、确保粮帛等民生根本物资流通稳定等，皆可载入商法，使其利归于国，惠及于民，而防其弊。”
狄仁杰这番“因势利导”、“筑渠规水”的比喻，高屋建瓴，既承认了商业活动的客观存在和重要性，又强调了法律规范的必要性和引导性，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本末”之争。他将“立法”本身，从“鼓励商业”的道德争议，拉回到了“规范行为、稳定秩序、有利国家”的实用层面，使得反对者一时难以从道德高地上直接驳斥。
接下来的具体起草工作，更为繁琐和充满技术性挑战。刘晏无疑是主力，他广泛收集了前代有关“市易”、“钱债”的律令格式，以及民间通行的各种“市券”（契约）范本、行会规约，并结合大量实际案例，开始草拟《商律》或曰《永昌商法》的框架。
争论在每一个细节上继续：
? 关于“商人”身份：是否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商人”？如何界定？是按户籍（市籍），还是按实
但这一次，刘晏并非孤军奋战。一些较为务实、或出身庶族、对民间经济了解更深的官员和学者，开始站出来支持他。
刑部郎中裴谈从司法实务角度说道：“徐公、崔公所言固然有理，然则时移世易。如今市井繁荣，交易频仍，纠纷日多乃是不争事实。州县官吏审理此类案件，苦于无法可依，或循旧例，或凭心证，往往同案不同判，百姓怨声载道。若有明晰商法，则官吏有所遵循，商民有所预期，可省无数讼累，亦是安定地方、维护治安之要务。岂可因噎废食？”
一位曾在江淮转运使府任职的官员补充道：“下官在江淮时，亲见漕运、盐铁之利，实为朝廷命脉。然大宗贸易，动辄涉及巨万钱帛，若无明确契约、运输、风险承担之法规，一旦出事，往往酿成大乱。若有商法可依，则交易各方权责清晰，可促进大宗货殖，于国用实有大利。且今永昌新政，鼓励通商，若无法度保障，商贾必心存疑虑，裹足不前，新政成效，恐将大打折扣。”
李瑾一直凝神静听，此时缓缓开口：“诸公之议，皆有所本。重农固为国之根本，然工商亦不可或缺。《周易》有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圣王亦不废交易。今之世，非古之小国寡民可比。两京繁华，万国来朝，货殖流通乃国家生机所在。朝廷设市舶司，征商税，已承认其利。既有其利，则当有其规。无法，则利为乱源；有法，则利为国资。”
他看向狄仁杰：“狄公，您看呢？”
狄仁杰沉吟片刻，目光扫过在场诸人，最终落在那些记录着各类商事纠纷的案卷上，缓缓道：“治国如治水，堵不如疏，疏不如导。商事活动，如同水流，已然汹涌，不可强行遏止。若无河道堤防规范之，则必泛滥成灾，侵蚀农田（农业根本），冲毁屋舍（社会秩序）。然若因势利导，修筑坚固之法律河渠，则可使其灌溉沃野（繁荣经济），推动舟楫（促进流通），利国利民。”
他顿了顿，继续道：“专立商法，并非拔高商贾地位，使其与士农并列，而是面对现实，因事立法，为已然广泛存在、关乎国计民生之商事活动，确立一套明确、稳定、可预期的规则。其目的，非为鼓励人人逐利，而是为了定分止争，降低交易耗费，保护正当经营，打击奸诈不法。如此，农可安其耕，工可精其艺，商可通其货，各得其所，天下乃治。至于徐公所忧之风俗，崔公所虑之国本，法条之中，自可加以引导和约束。例如，严禁官员经商、限制商贾奢侈、打击囤积居奇、确保粮帛等民生根本物资流通稳定等，皆可载入商法，使其利归于国，惠及于民，而防其弊。”
狄仁杰这番“因势利导”、“筑渠规水”的比喻，高屋建瓴，既承认了商业活动的客观存在和重要性，又强调了法律规范的必要性和引导性，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本末”之争。他将“立法”本身，从“鼓励商业”的道德争议，拉回到了“规范行为、稳定秩序、有利国家”的实用层面，使得反对者一时难以从道德高地上直接驳斥。
接下来的具体起草工作，更为繁琐和充满技术性挑战。刘晏无疑是主力，他广泛收集了前代有关“市易”、“钱债”的律令格式，以及民间通行的各种“市券”（契约）范本、行会规约，并结合大量实际案例，开始草拟《商律》或曰《永昌商法》的框架。
争论在每一个细节上继续：
? 关于“商人”身份：是否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商人”？如何界定？是按户籍（市籍），还是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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