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关重要的领域,施展自己的抱负,尝试将仁恕、公正的理念注入帝国的根本大法。



武则天看着他们,继续道:“重修律法,当遵循数条原则,尔等需谨记:其一,‘永昌新政’之精神,当贯穿新律始终。 抑制兼并、均平赋役、鼓励农商、选拔贤能等大政方针,需在律法中得以体现和保障。其二,删繁就简,去苛从宽。 旧律中繁冗晦涩、不合时宜、过于严苛之条款,当予删改。法令贵在易知易行,使民知所避就。其三,明刑弼教,礼法并用。 律法非仅为惩奸除恶,亦当有教化人心、引导向善之功。其四……”她略一停顿,目光变得深邃,“程序既定,罚当其罪。 审理狱讼,当有章可循,证据确凿,程序公正。严禁罗织、锻炼、刑讯逼供以成狱。此点,尤需详定。”



最后一点,她说得格外清晰,殿中不少官员,尤其是那些与刑狱、监察相关的官员,心头都是一凛。这几乎是在直指当前酷吏横行、滥用刑讯的弊端!女帝这是要……约束酷吏?还是仅仅做个姿态?不少人偷眼去看来俊臣、索元礼等人,只见来俊臣面色如常,仿佛事不关己,索元礼则微微眯起了眼睛,看不出喜怒。



“新律草案,限一年为期。其间,文学馆可随时上奏疑难,朕当亲览。所需典籍、人手、钱粮,各有关衙门,需全力配合,不得延误。”武则天最后定下调子,一锤定音。



“臣等领旨,陛下圣明!”百官齐声应和,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



朝会散去,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神都,并随着驿马驰向四方。在压抑了许久的神都,这无疑是一枚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表面平静的朝局之下,暗流开始涌动。



对于绝大多数在恐怖中噤声的官员和士人而言,女帝下诏重修律法,尤其是强调“删繁就简”、“去苛从宽”、“程序公正”,像是一道从厚重阴云缝隙中透出的微光。虽然无人敢公开欢呼,但私底下,不少人心中重新燃起了些许希望——或许,在铁血清洗之后,帝国真的要走向一个更有规则、更少随意恐怖的未来了?至少,这是一次可以“合法”参与、表达某些理念的机会。



而对于文学馆的设立,以及狄仁杰被委以总编修之重任,明眼人都能看出女帝的深意。狄仁杰为人刚正,明习吏事,通晓律令,更难得的是,他在之前的清洗中,虽未明确反对,但也与酷吏保持距离,未曾参与罗织陷害,在朝野清流中颇有声望。由他主持修法,既能保证新法的质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人心,弥合裂痕。而太子李瑾的参与,则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新法不仅关乎当下,更着眼于未来,是女帝为继承人铺路的重要举措。



诏令下达后不久,文学馆在洛阳城南的崇文馆旧址正式挂牌成立。这里曾是收藏典籍、校勘图书、汇聚学者之地,环境清幽,馆舍宽敞。狄仁杰以宰相之尊,亲自坐镇,从各地征召的明法之士、饱学宿儒开始陆续抵达。



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其中有皓首穷经、精通汉律乃至先秦法家典籍的老儒,如来自江南的徐文远,对《唐律疏议》倒背如流;有精明干练、长期在刑部、大理寺任职,熟悉司法实务的中年官员,如刑部郎中裴谈,以断案公允著称;有思想活跃、不满旧律陈腐、试图引入新理念的年轻学子,如出身寒门、进士及第后入弘文馆的刘晏(注:此处为艺术虚构,与历史上的财政家刘晏同名不同人),对商事、田土纠纷等新兴领域的法律问题颇有见地;甚至还有少数几位在之前风波中因“立场正确”或背景相对简单而被提拔的官员,如苏味道,文采斐然,也被征召参与文字润色工作。



李瑾几乎每日都会抽时间来到文学馆。他不以监修的身份指手画脚,而是像一个谦虚的学生,听取各位学者的意见,参与讨论。他与狄仁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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