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它们色彩鲜艳,造型生动,极富异域风情(对西方人而言的东方风情),又带有明显的“大唐制造”标记。瓷器更是硬通货,虽然顶尖的秘色瓷、邢窑白瓷数量稀少,价格昂贵,但次一等的越窑、洪州窑、寿州窑的青瓷、黄釉瓷、彩绘瓷,仍然供不应求。尤其是那些带有“万国博览”特殊标记(如会徽、年份)的纪念性瓷器,更是被炒到高价。



音乐舞蹈方面,教坊司组织的多场“唐乐舞”专场演出,场场爆满。来自西域的胡旋舞、柘枝舞固然奔放热烈,吸引眼球,但真正让外邦乐舞大师们沉思和模仿的,是大唐宫廷的燕乐、清商乐,那种恢弘的编制、复杂的旋律、严谨的节奏,以及“霓裳羽衣舞”等大型乐舞所展现的叙事性、意境美和高度组织性。许多外邦乐师,在演出结束后,久久徘徊,试图记录下那些奇特的乐谱符号(工尺谱的早期形式)和舞蹈动作。



这股自上而下、由官方示范引领的“唐风”潮流,迅速与民间自发的商业行为、文化好奇相结合,产生了滚雪球般的效应。



洛阳、长安两市,专门针对外邦顾客的“唐风”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售卖仿制服饰、瓷器、漆器、文房四宝的精品店,到提供唐式妆容、发髻服务的“梳妆阁”,再到教授基础汉语、书法、茶道、古琴的“雅集学馆”,生意兴隆。一些胡商开设的店铺,也开始入乡随俗,将店面装饰成唐式风格,伙计穿上唐装,以吸引唐人顾客,同时也向自己的同胞展示自己“已得唐风三味”。



甚至连外邦使团、商队内部,也出现了“唐化”的攀比。哪个使节的官话说得更流利,哪个商人更能品评大唐茶叶的优劣,谁家女眷的唐式发髻梳得最新颖,谁在宴会上行的礼最标准……都成为私下里比较的话题。穿着唐装、使用唐物、模仿唐礼,不仅仅是为了实用或讨好,更逐渐成为一种“文明”、“时尚”和“地位”的象征。



当然,这股风潮也并非没有涟漪。一些保守的士大夫私下抱怨“胡风未退,唐俗又滥,恐失质朴之本”,担忧过度的炫耀和模仿会带来浮华之风。也有外邦的守旧者,对本国年轻人热衷唐风、轻视本国传统感到不满。但无论如何,这股名为“唐风”的文化洪流,已然势不可挡。



一日,在“万国廊”旁的一家高档茶肆,李瑾与狄仁杰微服而坐,听着周围各种语言混杂、却又都努力模仿着长安官话的交谈声,看着窗外不时走过的、身着各式“唐装”的外邦人。



“狄公,你看这满街‘唐风’,是喜是忧?”李瑾轻啜一口清茶,问道。



狄仁杰捋须沉吟片刻,缓缓道:“殿下,老臣初时亦有担忧,恐重蹈汉代‘胡风盛行’之覆辙,或滋生浮靡之气。然观近日之势,此‘唐风’外溢,与我朝国力展示、新技震慑、乃至博览大会之举办,实为一体。外邦仰慕我衣冠礼仪,效我生活方式,实乃心慕文明,敬我强盛。其学习我语言,购我书籍,便是接受我之教化。此乃王道之功,潜移默化,远胜刀兵。”



他顿了顿,看向李瑾:“只是,老臣以为,我朝亦不可固步自封,沉溺于此等虚文浮华。外邦之奇技、物产、乃至思想,博览会上已见端倪,其中不乏可借鉴之处。这‘唐风’输出之余,我朝汲取外来精华,更为要紧。譬如,那拂菻之几何、天竺之算术、波斯之琉璃烧制秘法……”



李瑾点头微笑:“狄公所见甚是。‘唐风靡四海’,只是表象,是结果。其根源,在于我朝展现出一种先进、强大、且充满吸引力的文明形态。他们要学的,不仅是我们的衣服怎么穿,礼怎么行,更是这衣服、这礼仪背后,所代表的生产力、组织力、创造力与生活方式。我们输出‘唐风’,本质上是在输出一套文明标准。”



他望向茶肆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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