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之不安分者暗通款曲,则必成我东顾之忧,海疆之患!今其暂停遣使,便是信号。若我朝不闻不问,或仅以言辞诘责,彼必以为我朝畏其海险,或无力东顾,其不臣之心将愈炽,其自立之志将愈坚。待其羽翼丰满,再行处置,则难矣。”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故,对倭国,不可仅以寻常藩国待之。其既有不臣之兆,便当示之以威,探其虚实,早作决断。李相、薛相所言遣使诘问,可也。然所遣之使,当为强使,持节杖,携诏书,直入其国都,面见其王,责其不庭,问其停使之故,令其明确表态:是永绝遣使,自外王化?是暂缓行事,有何隐情?是内部有变,需我天朝册封正名?必须有个明确说法!同时,命登州、莱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水师,加强巡弋,整备舟师,做出随时可跨海东进之姿态。水师可护送达使前往,以壮声威。”



“若其王推诿搪塞,或态度倨傲,又当如何?” 李敬玄追问。



李瑾手指在案几上轻轻一叩,声音不大,却带着金石之音:“那便需请旨陛下、天后,集廷议,商征伐之备。高句丽可平,隔海之倭,何足道哉?然此乃后话。当务之急,是遣使以观其志,整军以慑其心。若其果有异志,则我朝需早定方略,不可养痈为患。”



几位宰相闻言,神色皆是一凛。他们听出了李瑾话中隐含的深意:对倭国,已从“羁縻抚慰”的范畴,提升到了“警惕、威慑、必要时准备征讨”的战略层面。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向信号。



“太子太师所虑深远。” 薛元超缓缓道,“只是,跨海用兵,非同小可。水师、粮秣、天时、地利,皆需详加筹划。且出师需有名。倭国目前只是‘暂停遣使’,并未公然反叛,若兴兵讨伐,恐遭物议,谓我天朝恃强凌弱,有损陛下、天后仁德之名。”



“出师之名?” 李瑾眼中寒光一闪,“白江口旧恨,可曾遗忘?倭国昔年联兵百济,侵我藩属,其罪一也。自我平高句丽,其不增贺使,反停遣唐,轻慢上国,其罪二也。暗整水师,修葺边备,其心叵测,其罪三也。若其使至,言辞不恭,或阳奉阴违,则其不臣之罪,昭然若揭!届时,再提白江口旧事,言其累世之恶,今又故态复萌,我天朝为保海疆安宁,为护藩属正道,不得已而用兵,名正言顺!”



他语气斩钉截铁:“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谋。倭国事小,然其所系者大。此乃是否能让四夷真正畏服,能否确保辽东、安东长治久安,乃至我大唐海疆未来数十年太平之关键!岂可因循苟且,坐视隐患滋长?”



一番话,说得几位宰相默然。他们固然有各种顾虑,但李瑾站在更高的战略层面,指出了问题的严峻性和提前处置的必要性。尤其是将倭国动向与安东稳定、海疆安全挂钩,让人不得不深思。



最终,政事堂达成初步意见:即刻以朝廷名义,遣一强使,持节赴登州,召见倭使栗田真人,严词诘问,并令其即刻递表入朝解释;同时,命其传书回国,要求倭国朝廷就暂停遣唐使等事,给出明确答复。同时,密令登州、莱州等地水师加强戒备,整训舟师,以备不虞。至于后续是否征讨,则需视倭国回应和二圣旨意再定。



决议形成文书,由政事堂诸相署名,送入宫中,等候皇帝和天后的最终裁决。



走出政事堂,秋日的阳光有些晃眼。李瑾抬头望了望东方的天空,那里除了悠悠白云,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道,在海的那一边,那个岛国上的君臣,此刻想必也正在为如何应对大唐这个刚刚展现了恐怖实力的巨人而激烈争论着。



“暂停遣唐使……” 李瑾低声自语,嘴角的冷意更深了些,“或许,这只是一个开始。也好,该来的,总会来。白江口的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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