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
最初的几次议事，李瑾大多时候只是静听，极少主动发言。他需要快速熟悉政事堂的议事流程、各位宰相的行事风格，以及当前朝廷真正关注的焦点议题（与他之前专注的“实务”领域或有重叠，但视角和层面完全不同）。他很快发现，这里讨论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事”，更是“事”背后的“人”、“势”、“利”的复杂平衡。一项关于河东粮赋征收方式调整的提议，可能牵扯到当地豪强的利益、户部与地方官的博弈、乃至与边防驻军粮饷的衔接；一次对岭南某州刺史的考功评议，背后可能是朝中不同派系对南方控制权的角力。
李瑾没有急于求成，也没有因自己“实学”背景而刻意标新立异。当议题涉及农桑、工造、商贸、海防等与“督行实务”相关的领域时，他才谨慎发言，发言必基于详实数据与实地反馈，就事论事，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如“新式农具推广宜分地域、看土质，不可一刀切”，“海船改良需配合港口建设与舵工培训”，“鼓励海贸需与市舶司强化稽查、公平定价并举”。他的建议务实、具体，且有前期试点成效支撑，往往能切中要害，即便长孙无忌等人，在具体技术层面也难以反驳，只能从“靡费”、“扰民”、“需缓行”等更宏观的角度提出质疑。而于志宁、李勣则不时会对他的一些务实提议表示认可或补充。
在涉及人事、科举、礼法、边防战略等传统领域时，李瑾则多以请教、学习的姿态出现，仔细聆听各方观点，不轻易表态。但他偶尔提出的、从“实效”、“成本”、“长远影响”角度出发的思考，也常常能给陷入“义理”或“派系”之争的讨论，带来一丝不同的清风。渐渐地，政事堂的诸位宰辅开始意识到，这位年轻的“同三品”，并非只会“奇技淫巧”，其思维之缜密、视野之开阔、处事之沉稳，远超其年龄，更难得的是身上没有一般“幸进”之臣的浮躁与钻营。
李瑾深知，自己在政事堂的立足之本，仍是“督行实务”的成效。他利用参与决策的机会，力促通过了“新式农具”在北方数道的扩大推广计划，争取到了“海船改良”项目更大的资金与资源支持，推动了“百工创新署”筛选出的几项高效纺织、灌溉技术在官营作坊的试行。同时，他开始尝试将“格物所”的一些研究成果与朝廷大政更紧密地结合，比如建议在修订历法、兴修水利、规划漕运时，更多采纳“格物所”及钦天监的实际测算数据；在讨论边备时，引入对“新式弩机”、“改良甲胄”防护效能的评估。
朝堂之上，随着“新后”与“新贵”的崛起，官员队伍也在悄然发生着分化与重组。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为首的“元老派”（或可称“关陇守成派”），虽然核心权力未受根本动摇，但在“废王立武”之争中受挫，面对皇帝扶持的新兴力量，不得不采取守势，更注重维护既得利益与政治传统，在具体政务上，与皇帝及“实学革新派”的博弈更加频繁而微妙。
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拥武派”（或可称“寒门进取派”），则因拥立新后之功而地位显著提升，他们多出身中等门第或寒门，渴望打破关陇集团对高级官位的垄断，对皇帝推行的“新政”和“实学”多持支持态度，成为朝中一股不可忽视的、较为活跃的政治力量。但他们根基相对较浅，内部也非铁板一块，有些人是真心认同新政，有些人则更多是投机。
以于志宁、张行成等部分东宫旧臣、以及一些务实派官员为代表的“中间派”，则相对超脱于激烈的派系之争，更关注具体政务的得失与国家的稳定发展。他们对李瑾的“实学”和务实作风多有认可，对皇后展现出的理政能力也不排斥，是皇帝和李瑾可以争取、合作的重要对象。
而军方，在李勣“此陛下家事”的表态之后，整体保持了相对中立和服从皇权的姿态。只要皇帝的政策不严重损
最初的几次议事，李瑾大多时候只是静听，极少主动发言。他需要快速熟悉政事堂的议事流程、各位宰相的行事风格，以及当前朝廷真正关注的焦点议题（与他之前专注的“实务”领域或有重叠，但视角和层面完全不同）。他很快发现，这里讨论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事”，更是“事”背后的“人”、“势”、“利”的复杂平衡。一项关于河东粮赋征收方式调整的提议，可能牵扯到当地豪强的利益、户部与地方官的博弈、乃至与边防驻军粮饷的衔接；一次对岭南某州刺史的考功评议，背后可能是朝中不同派系对南方控制权的角力。
李瑾没有急于求成，也没有因自己“实学”背景而刻意标新立异。当议题涉及农桑、工造、商贸、海防等与“督行实务”相关的领域时，他才谨慎发言，发言必基于详实数据与实地反馈，就事论事，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如“新式农具推广宜分地域、看土质，不可一刀切”，“海船改良需配合港口建设与舵工培训”，“鼓励海贸需与市舶司强化稽查、公平定价并举”。他的建议务实、具体，且有前期试点成效支撑，往往能切中要害，即便长孙无忌等人，在具体技术层面也难以反驳，只能从“靡费”、“扰民”、“需缓行”等更宏观的角度提出质疑。而于志宁、李勣则不时会对他的一些务实提议表示认可或补充。
在涉及人事、科举、礼法、边防战略等传统领域时，李瑾则多以请教、学习的姿态出现，仔细聆听各方观点，不轻易表态。但他偶尔提出的、从“实效”、“成本”、“长远影响”角度出发的思考，也常常能给陷入“义理”或“派系”之争的讨论，带来一丝不同的清风。渐渐地，政事堂的诸位宰辅开始意识到，这位年轻的“同三品”，并非只会“奇技淫巧”，其思维之缜密、视野之开阔、处事之沉稳，远超其年龄，更难得的是身上没有一般“幸进”之臣的浮躁与钻营。
李瑾深知，自己在政事堂的立足之本，仍是“督行实务”的成效。他利用参与决策的机会，力促通过了“新式农具”在北方数道的扩大推广计划，争取到了“海船改良”项目更大的资金与资源支持，推动了“百工创新署”筛选出的几项高效纺织、灌溉技术在官营作坊的试行。同时，他开始尝试将“格物所”的一些研究成果与朝廷大政更紧密地结合，比如建议在修订历法、兴修水利、规划漕运时，更多采纳“格物所”及钦天监的实际测算数据；在讨论边备时，引入对“新式弩机”、“改良甲胄”防护效能的评估。
朝堂之上，随着“新后”与“新贵”的崛起，官员队伍也在悄然发生着分化与重组。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为首的“元老派”（或可称“关陇守成派”），虽然核心权力未受根本动摇，但在“废王立武”之争中受挫，面对皇帝扶持的新兴力量，不得不采取守势，更注重维护既得利益与政治传统，在具体政务上，与皇帝及“实学革新派”的博弈更加频繁而微妙。
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拥武派”（或可称“寒门进取派”），则因拥立新后之功而地位显著提升，他们多出身中等门第或寒门，渴望打破关陇集团对高级官位的垄断，对皇帝推行的“新政”和“实学”多持支持态度，成为朝中一股不可忽视的、较为活跃的政治力量。但他们根基相对较浅，内部也非铁板一块，有些人是真心认同新政，有些人则更多是投机。
以于志宁、张行成等部分东宫旧臣、以及一些务实派官员为代表的“中间派”，则相对超脱于激烈的派系之争，更关注具体政务的得失与国家的稳定发展。他们对李瑾的“实学”和务实作风多有认可，对皇后展现出的理政能力也不排斥，是皇帝和李瑾可以争取、合作的重要对象。
而军方，在李勣“此陛下家事”的表态之后，整体保持了相对中立和服从皇权的姿态。只要皇帝的政策不严重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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