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方是稳妥!”



韩瑗虽未明言反对“立新”,但强调“慎之又慎”、“从长计议”、“出身名门”,实则是在拖延,并为可能的新后人选设定极高的、近乎苛刻的门槛(“出身名门”一条,便可将许多潜在人选排除在外)。



“韩侍中所言,才是老成谋国之道!” 又一位大臣出列附议,是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来济,亦是关陇集团重要人物,“礼,治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废后已是非常之举,立新更需依礼而行。臣闻,《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子以母贵。 今太子既立,太子之母,方是国母之正选!然……”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御座,意有所指,“太子生母早薨,此乃天意。 然太子既为储君,其教养、其体统,关乎国本。 中宫新立,必能慈爱太子,视如己出,方合礼法,可安天下!”



来济更狠,直接搬出“母以子贵”的《春秋》大义,将“国母”人选与“太子生母”挂钩。太子李忠生母刘氏出身低微且早逝,这等于暗示,新后必须能善待、甚至“视如己出”地抚养非亲生的太子,这无疑又是一个极高的、且微妙的要求。同时,也隐隐点出,皇帝若另立宠妃(如萧淑妃,或有子的其他妃嫔),其子可能与太子产生嫡庶之争,不利于国本。



这两位重臣一唱一和,引经据典,占据了“礼法”和“国本”的制高点,反对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许多中立官员闻言,也开始暗自点头,觉得二人所言有理。



皇帝李治的脸色,微微沉了下来。他自然听得出韩瑗、来济话中的机锋。他们是在用“礼法”和“太子”来制约他,不希望他立一个可能威胁现有权力格局(尤其是关陇集团和太子地位)的新皇后。



“韩公、来公所言,固是正理。” 又一个声音响起,出列的是新任吏部侍郎、出身寒门但以干练著称的李义府。他面带微笑,语气却绵里藏针,“然,法理不外乎人情,礼制亦需顺应时势。 先皇后王氏,行厌胜巫蛊,诅咒君父、储君,此乃人神共愤,天地不容之罪!其德已亏,其位自废,此乃陛下依国法、顺天意而行,何来‘轻言’?中宫既虚,为国计,为民望, 早日择贤而立,正是陛下勤政爱民、重视纲常之体现!至于新后人选,德才为重,出身次之。 若只论门第,不论贤愚,则何以表率天下,教化兆民?昔文德皇后(长孙皇后)曾言:‘妾于陛下,为夫妇,情义深重。然每观古事, 后妃之德,在佐君以道,不在门户高低。’ 此乃至理名言!且太子仁孝聪敏,陛下圣明烛照, 无论谁为中宫,只要恪守 母仪, 慈爱 太子, 东宫之位,自然固若金汤,何忧之有?”



李义府针锋相对,先为皇帝的“废后”正名,强调其正当性与必要性。然后提出“德才为重,出身次之”,反驳韩瑗的“出身名门”论,并引用已故长孙皇后的话来增强说服力。最后,又将“太子”问题轻描淡写地带过,强调皇帝和太子本身的重要性,试图化解来济设置的障碍。



他的发言,显然代表了另一批人的声音,即那些希望通过支持皇帝“立新”来获取政治资本、或对关陇集团把持朝政有所不满的官员。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皆是此中代表。



朝堂之上,顿时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围绕着“速立”与“缓议”、“德才”与“门第”、“太子”与“新后”等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支持“速立”者,多引用“国不可无主”、“顺天应人”等大义;主张“缓议”者,则紧扣“礼法纲常”、“国本稳固”等祖制。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唇枪舌剑,太极殿内气氛骤然紧张,火药味十足。



作为此事关键人物的李瑾,此刻却静立于班列之中,眼观鼻,鼻观心,并未急于发言。他知道,此刻的争论尚在表面,真正的核心人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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