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百七十二章 户口
第二天一早，陈飞，“娘，今天我请半天假，去给晓阳上户口。”
“是该上了。”赵春梅往灶膛里添了把柴。
稀饭在锅里咕嘟着，陈飞就着菜吃了一碗。林婉也起来了，抱着几件衣服从屋出来：“你今天去？”
“今天就去。”陈飞放下碗，“你的工作那事儿，我也顺便问问王大姐。”
林婉点点头：“要是……要是成分卡着，你也别为难人家。”
“我知道分寸。”
七点半，陈飞揣着户口本、结婚证、晓阳的出生证明——一张盖了医院红章的纸片，骑着自行车出了胡同。
街道办事处离得不远，穿过两条街就到。那是一排灰砖平房，门脸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东城区红星街道办事处”。
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大多是来办各种证明的。陈飞推着车过去，把车锁在旁边的铁栏杆上，站到了队尾。
前面两个妇女在唠嗑。
“你家老二户口上了没？”
“上了，上个月上的。可费劲了，非要我们开个‘未在外地落户’的证明。你说我们一直在北京，上哪儿开这玩意儿去？”
“都一样。我三叔从河北过来投奔，想落个临时户口，跑了三趟都没办下来……”
陈飞静静听着。1963年的户籍管理严格得很，城里户口更是金贵——关系到粮食定量、副食供应、工作分配、子女上学。一个家庭要是多一个人上户口，每个月就能多领十几斤粮票、半斤油票、几尺布票。这些票证，在困难时期就是命。
排了半个多小时，轮到陈飞了。
办事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戴着套袖，鼻梁上架着老花镜。她接过陈飞递过去的材料，一页页翻看。
“陈飞……农机局的？”她抬头看了陈飞一眼。
“对，在农业部农机局工作。”
女同志点点头，继续看。看到结婚证时，她顿了顿：“你爱人林婉，成分是……资本家？”
“是。”陈飞坦然道，“她父亲解放前开过小作坊，公私合营时已经改造了。她本人一直积极参加劳动，现在在家照顾孩子。”
女同志没说话，拿出个厚厚的登记簿，翻了半天。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翻纸的沙沙声和外面隐约的排队声。
“按理说，这种情况……”女同志推了推眼镜，“孩子可以随父落户。但你爱人的成分，以后孩子上学、就业，可能会有影响。这个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我们有准备。”陈飞说，“孩子还小，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现在总得把户口上了，不然粮本上没名字，口粮领不了。”
女同志又看了看材料，终于拿起蘸水笔，在户口本上“常住人口登记”那页开始填写：
“姓名：陈晓阳。与户主关系：子。性别：男。出生日期：1963年4月18日。籍贯：北京。民族：汉……”
写到这里，她停了笔，抬头：“成分这一栏，按理说应该随父母。但你爱人的成分……我先写‘学生’，等孩子大了再定。你看行吗？”
“行，谢谢您。”陈飞知道这是人家给了照顾。
“不用谢我，政策允许的。”女同志继续写，“文化程度：空白。职业：空白。何时由何地迁来：空白……”
最后，她盖上了办事处的大红章，又拿出一张“粮油关系转移证明”，填写后盖章：“拿着这个，去粮管所办理粮油关系。从下个月开始，孩子就有定量了——三岁以下婴儿，每月八斤粮票，三两油票，半斤糖票。布票要等年底统一发。”
陈飞接过那张薄薄的纸，心里踏实了。有了这个，晓阳就算正式成为这个国家承认的一员了。
“对了，”女同志又说，“你家住哪儿？街道最近在统计适龄儿童，明年开春可能要办托儿所。你家孩子到时候够两岁了吧？”(1963年的中国社会普遍使用虚岁，尤其是在日常交流)
“明年四月就两岁了。”
“那行，我记一下。”女同志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等通知吧。要是托儿所办起来，双职工家庭优先。”
从办事处出来，已经九点多了。陈飞没有直接去粮管所——那边人更多，得排更久。他骑车拐了个弯，去了街道幼儿园。
说是幼儿园，其实就是两间临街的平房，外面用篱笆围了个小院子。院子里有几个孩子在玩滑梯和跷跷板，都是木头做的，漆皮剥落了大半。
陈飞在门口看了看，正犹豫要不要进去，里面走出个五十多岁的大姐，系着围裙，手里端着盆洗好的手绢。
“同志，您找谁？”大姐问。
“请问王大姐在吗？我是陈飞。”
“哦！你就是陈局长啊！”大姐脸上立刻堆起笑，“王主任在里面呢，我带你进去。”
原来这就是王大姐——街道幼儿园的主任。陈飞跟着进了屋，里面光线有点暗，摆着十几张小桌子小椅子。墙上贴着拼音表和动物图画，都是手绘的。
王大姐正在给一个孩子系鞋带，见陈飞进来，赶紧起身：“陈局长，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王大姐，叫我陈飞就行。”陈飞在椅子上坐下，“昨天林婉跟我说了工作的事，我过来看看，顺便问问情况。”
王大姐让刚才那位大姐去照看孩子，自己拉了把椅子坐到陈飞对面：“陈飞同志，不瞒你说，林婉的情况我了解。她读过书，有文化，人也文静，带孩子肯定有耐心。咱们幼儿园正缺这样的老师。”
“那……障碍在哪里？”
“是该上了。”赵春梅往灶膛里添了把柴。
稀饭在锅里咕嘟着，陈飞就着菜吃了一碗。林婉也起来了，抱着几件衣服从屋出来：“你今天去？”
“今天就去。”陈飞放下碗，“你的工作那事儿，我也顺便问问王大姐。”
林婉点点头：“要是……要是成分卡着，你也别为难人家。”
“我知道分寸。”
七点半，陈飞揣着户口本、结婚证、晓阳的出生证明——一张盖了医院红章的纸片，骑着自行车出了胡同。
街道办事处离得不远，穿过两条街就到。那是一排灰砖平房，门脸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东城区红星街道办事处”。
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大多是来办各种证明的。陈飞推着车过去，把车锁在旁边的铁栏杆上，站到了队尾。
前面两个妇女在唠嗑。
“你家老二户口上了没？”
“上了，上个月上的。可费劲了，非要我们开个‘未在外地落户’的证明。你说我们一直在北京，上哪儿开这玩意儿去？”
“都一样。我三叔从河北过来投奔，想落个临时户口，跑了三趟都没办下来……”
陈飞静静听着。1963年的户籍管理严格得很，城里户口更是金贵——关系到粮食定量、副食供应、工作分配、子女上学。一个家庭要是多一个人上户口，每个月就能多领十几斤粮票、半斤油票、几尺布票。这些票证，在困难时期就是命。
排了半个多小时，轮到陈飞了。
办事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戴着套袖，鼻梁上架着老花镜。她接过陈飞递过去的材料，一页页翻看。
“陈飞……农机局的？”她抬头看了陈飞一眼。
“对，在农业部农机局工作。”
女同志点点头，继续看。看到结婚证时，她顿了顿：“你爱人林婉，成分是……资本家？”
“是。”陈飞坦然道，“她父亲解放前开过小作坊，公私合营时已经改造了。她本人一直积极参加劳动，现在在家照顾孩子。”
女同志没说话，拿出个厚厚的登记簿，翻了半天。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翻纸的沙沙声和外面隐约的排队声。
“按理说，这种情况……”女同志推了推眼镜，“孩子可以随父落户。但你爱人的成分，以后孩子上学、就业，可能会有影响。这个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我们有准备。”陈飞说，“孩子还小，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现在总得把户口上了，不然粮本上没名字，口粮领不了。”
女同志又看了看材料，终于拿起蘸水笔，在户口本上“常住人口登记”那页开始填写：
“姓名：陈晓阳。与户主关系：子。性别：男。出生日期：1963年4月18日。籍贯：北京。民族：汉……”
写到这里，她停了笔，抬头：“成分这一栏，按理说应该随父母。但你爱人的成分……我先写‘学生’，等孩子大了再定。你看行吗？”
“行，谢谢您。”陈飞知道这是人家给了照顾。
“不用谢我，政策允许的。”女同志继续写，“文化程度：空白。职业：空白。何时由何地迁来：空白……”
最后，她盖上了办事处的大红章，又拿出一张“粮油关系转移证明”，填写后盖章：“拿着这个，去粮管所办理粮油关系。从下个月开始，孩子就有定量了——三岁以下婴儿，每月八斤粮票，三两油票，半斤糖票。布票要等年底统一发。”
陈飞接过那张薄薄的纸，心里踏实了。有了这个，晓阳就算正式成为这个国家承认的一员了。
“对了，”女同志又说，“你家住哪儿？街道最近在统计适龄儿童，明年开春可能要办托儿所。你家孩子到时候够两岁了吧？”(1963年的中国社会普遍使用虚岁，尤其是在日常交流)
“明年四月就两岁了。”
“那行，我记一下。”女同志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等通知吧。要是托儿所办起来，双职工家庭优先。”
从办事处出来，已经九点多了。陈飞没有直接去粮管所——那边人更多，得排更久。他骑车拐了个弯，去了街道幼儿园。
说是幼儿园，其实就是两间临街的平房，外面用篱笆围了个小院子。院子里有几个孩子在玩滑梯和跷跷板，都是木头做的，漆皮剥落了大半。
陈飞在门口看了看，正犹豫要不要进去，里面走出个五十多岁的大姐，系着围裙，手里端着盆洗好的手绢。
“同志，您找谁？”大姐问。
“请问王大姐在吗？我是陈飞。”
“哦！你就是陈局长啊！”大姐脸上立刻堆起笑，“王主任在里面呢，我带你进去。”
原来这就是王大姐——街道幼儿园的主任。陈飞跟着进了屋，里面光线有点暗，摆着十几张小桌子小椅子。墙上贴着拼音表和动物图画，都是手绘的。
王大姐正在给一个孩子系鞋带，见陈飞进来，赶紧起身：“陈局长，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王大姐，叫我陈飞就行。”陈飞在椅子上坐下，“昨天林婉跟我说了工作的事，我过来看看，顺便问问情况。”
王大姐让刚才那位大姐去照看孩子，自己拉了把椅子坐到陈飞对面：“陈飞同志，不瞒你说，林婉的情况我了解。她读过书，有文化，人也文静，带孩子肯定有耐心。咱们幼儿园正缺这样的老师。”
“那……障碍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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