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头控制酿酒业。



甚至还要立法,私造酒曲15斤、私运酒入城达3斗者,处死。



卖私曲者,按私造曲之罪减半处罚。



贩卖私酒曲,以后就跟贩卖私盐一样是重罪。



官府的官营专卖,加上民间的酿酒售卖,酒禁放开,酒税却要保证。



按这种新酒税,则朝廷一年官营专卖,预计能收入五十万贯,民间酿酒、卖酒的酒曲税,更能达到百万贯。



一年光从酒这里,就有收到一百五十万贯。



对皇帝来说,怎么可能会放弃这么大个财源。



酒税基本税率,大概就是十税二。



增加了酒税,必须会导致酒价上涨,可对朝廷来说,实在无法拒绝这一大笔财收。



朝廷垄断制酒曲权,通过控制酒曲,来控制酿酒户,以掌握其酿酒数量,然后精准的征收酒税,就能最大可能避免酿酒户逃酒税。



而酿酒的数量掌握了,则也就能掌握这些酒卖给谁,酒商也不能逃税。



李逸家的酿酒产业现在做的不小,尤其是他家的烧酒类,更是行业老大,什么柿子烧、地瓜烧、高梁烧,价格虽不如那些有名的黄酒等,但在中低市场上受众很广,更别说蛮夷那边卖的格外好。



相比之前无税,现在十税二,纳的税可不少,但李逸还是愿意推行新酒税制,纳税是帝国子民的义务,只要相对合理就行。



宋代一年酒税好几百万贯,甚至在南宋时超过千万贯,能占到财政收入的很高比例,比如宋高宗时,丢失了北方大量领土,可酒税仍能达到一千三百万贯,占财收近四分之一。



酒专卖的利润也是极高,官营的石门酿酒坊,朝廷每年投入两千七百贯的本钱,得到收入一万零七百贯,抽走八千贯利润,留下两千多贯继续做本钱。



南宋官营酿酒坊,平均利润能达到百分之五十五,朝廷抽成超过百分之五十,非常赚钱。



李逸主张征酒税,最主要的原因是酒税其实是富人税,相比起盐税,每个吃盐的人都相当于纳了税,而酒在这年头,哪怕不是高档酒,只是普通的酒,一升酒也得半斗米钱,一般百姓喝不起,酒也不是生活必须品。



历朝以来,宋朝的税制是相对合理的,明朝的税制则最不合理,只知道盯著种地的农民,结果就是国家穷,百姓更穷。



魏征听到李逸说新酒税制推行后,官营榷酒和民营酒税加一起能有一百五十万贯左右的收入,一点都没觉得高兴,反而觉得这是搜刮百姓。



「前朝之时,盐不征税,酒也不征税,茶叶、糖更没听说要征税,就连矿都许民经营无限制不收税。



可隋朝统一天下仅一二十年,便有开皇盛世,隋文帝时仓储的粟米,有些现在都还在。



我大唐贞观,为何却要立那么多税目,开征那么多税?



盐税一年征五六百万贯、这榷酒、酒税一年又征一百多万,茶税糖税一年又征几十万贯,还有矿课、工商的住税、过税、输估,市舶抽解、边市关税··这一年各种税加一起,加税千万贯,臣请问陛下,这一千万贯税从何而来?



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还是民脂民膏?陛下向商人征税,向各种商品征税,最后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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