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外,表现出何种政治倾向?



她真正的政见,压根不敢表露在外。



宗元玮当着满堂文武,平铺直叙道出郑新觉的供词。



“郑氏此前曾向王仆射上书进言,红薯亩产远超五谷,应当归入正粮名录,一并核算赋税,统一征缴。”



不待其他非专业搞政斗的人,理清其中层层算计,宗元玮赶忙补全说辞,“王仆射并未采纳,郑氏心怀不满,故而暗中授意地痞纵火,以此泄愤报复。”



段晓棠一时没能理清其中弯弯绕绕,本能反驳,“王仆射拒绝了,心中有怨,烧王家的房子去,凭什么烧我家的铺子!”



宗元玮清了清嗓子,勉强圆上说辞,“王家没有红薯。郑氏自觉红薯若不纳入赋税,无法充盈国库,为国增收,便不该在民间流通。”



他是不是还觉得自己忠君爱国,好一番真知灼见?



可惜郑新觉想的太简单了,段晓棠怎么可能将红薯全部存储在五谷豆坊之内?



或者说,郑新觉只是震慑段晓棠,想让她知难而退,不敢再轻易的向外推广红薯。



天知道,这是凶名在外,软硬都不吃的段晓棠。



直至走出政事堂,段晓棠依旧无法理解郑新觉的逻辑。



都是读过书的文化人,但她很多时候都觉得,比起市井百姓,更难理解权贵世家的脑回路。



百姓的诉求很简单,食饱衣暖之余,攒下几个小钱,安稳度日。



但权贵的胃口太大,大到超脱了正常人的想象。



段晓棠有时怀疑,他们究竟天性贪婪,还是身居高位久了,无惧无畏,不知死活。



回南衙的路上,段晓棠依旧满心费解,“姓郑的到底什么意思?”



听着倒是大义凛然,为国增收。



段晓棠入大吴的户口多年,总共才交一年的税,对内里关节,不甚明白。



卢自珍世家军方两头踩,在哪边都算得上一个二五仔。



“千年以来,天下皆以麦、粟、稻为主,朝廷征税也是以它们为参照,春秋两征。红薯丰产,收获的季节却和它们错开了。”



时间不多,也就一个多月。



段晓棠嘟嘟囔囔,“若全赶在秋收,人榨干了也干不完活呀!”



卢自珍循循善诱,点出最致命的陷阱,“段二,你体恤民力,可曾想过,朝廷的税吏一到,百姓拿什么上税?红薯不耐存储,根本不可能收入官仓。到头来依旧要折算成麦、粟、稻米抵税。”



红薯亩产数倍于五谷,折算之下,等同于凭空抬高全年赋税总额。



以市价折算,都是良心的做法。



卢自珍毫不怀疑,基层执行的时候,定然有虎狼之人直接用重量来替代,层层加码,加倍盘剥。



所以,郑新觉这一提议,本质上来说就是两个字——加赋。



完全贴合朝廷一贯以来的富国贫民的手段,掏空民间储备,充盈官仓。



一旦此法推行,民间种植红薯的人家,必定因新税法破产。



哪怕寒门小士族,一样逃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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