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前面这些问题,还都可以想办法解决,那接下来的才是难题。



基层吏治的崩坏,更是让新政执行极易走样,成为西北推行一条鞭法的沉疴痼疾。



西北战乱绵延十余年,基层官府早已形同虚设,州县官吏或缺额、或贪腐、或无能,乱象丛生。



铁铉初抵西安府核查吏治时,便触目惊心——陕甘两地下辖四十余州县,竟缺知县、县丞等正印官三十余人,不少县衙仅靠一名年迈主簿带着两三个衙役勉强维持运转,文书堆积如山,户籍田册残缺不全,连最基本的治安巡防都难以保障。



而在岗的官吏中,十之六七是战乱时投机上位的劣绅子弟或兵痞之流,毫无理政经验,对朝廷新法条文更是一知半解。



他们推行新政时,要么刻板照搬江南章程,全然不顾西北地瘠民贫的实情;要么肆意曲解条文,将新政当作搜刮民脂的工具。



铁铉在巩昌府暗访时,便撞破一桩荒唐事:该县丞竟将朝廷“垦荒五年免税”的诏令,公然曲解为“五年内无需登记田亩”,唆使流民随意圈占土地,不必到官府备案。



如此一来,当地田亩归属彻底混乱,清丈工作陷入僵局,豪强趁机兼并沃土,贫苦流民却只能守着盐碱荒地望洋兴叹。



更有甚者,部分官吏与地方豪强、卫所将领、民族部落首领沆瀣一气,结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明里暗里阻挠新法推行。



他们或勾结豪强虚报垦荒亩数,骗取朝廷发放的种子、农具,转手高价倒卖牟利;或与卫所将领私分军屯土地,将流民垦荒的熟地划入军屯范围,逼迫百姓沦为佃户;或受部落首领贿赂,对游牧民族私占耕地的行为视而不见。



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却慑于其权势,敢怒不敢言。



铁铉虽雷厉风行,严惩了数名贪赃枉法的官吏,抄没家产、流放边疆以儆效尤,但西北地域辽阔,州县相隔千里,山高皇帝远,想要全面整肃吏治,无异于杯水车薪。往往是这边刚查处一案,那边又有官吏顶风作案。



新政执行层层走样,百姓对官府的信任度一落千丈,不少流民甚至对“以工代赈、垦荒拓田”的国策产生疑虑,宁可流离失所,也不愿再轻易相信官府的许诺。



最后的难题,便是税源分散与百姓贫弱交织,让西北的税收征管难如登天。



西北本就地广人稀,经连年战乱,更是村落凋敝,十室九空。



流民们奉旨垦荒,多是寻着水源充足、地力稍好的零散地块落脚,少则三五户聚成一个村落,散落在山坳河畔;多则数十户,也难成连片的集镇,往往隔着数里甚至数十里的戈壁荒滩。



这般星罗棋布的居住格局,让税源变得极为分散。



官吏们下乡收税,往往天不亮便动身,翻山越岭、蹚水过河,颠簸数日才能抵达一户农家,收上来的赋税,甚至不够路上的盘缠,收税成本高得惊人。



更让人忧心的是,西北百姓多是流离失所的流民,家底薄得如一张纸,纵使铁铉体恤民情,定下极低的税率,又免去了所有苛捐杂税,多数人家也仅能勉强糊口。



他们垦荒的土地,多是战乱抛荒的薄田,或是刚从戈壁盐碱地中开垦出来的生地,地力贫瘠,收成微薄,风调雨顺之年尚有余粮,一旦遇上天灾,便颗粒无收。



今年夏末,西安府一带遭遇百日大旱,河水断流,田地龟裂,刚抽穗的庄稼蔫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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