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深知,刘瑾气焰熏天,朝堂上下多是趋炎附势之辈,此时若要避世,便是弃万民于水火、舍社稷于危局,绝非真正儒臣所为。



可若要留朝,便需在阉党恶臭的缝隙中周旋,既要守住自身名节,不与奸佞同流合污,又要寻得‘行道之机’,尽力匡正一丝时弊、庇护一位忠良、减免一笔苛税……这既要又要,简直难于登天!



这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题目中孔子的选择何其相似?他根本就是在以孔子自况!



所以这道题既是震泽先生心境的宣泄,更是他对天下举子的期许。



他盼后辈能读懂‘见行可之仕’的深意,入仕后面对不完美君主或专权权臣,切勿因时弊消沉、因势恶退缩。



他希望后辈们能学孔子审时度势、不失其志,于乱局中寻行道之机,守清正之节,既不与奸佞同流合污,亦不空守清高逃避责任!



世道浑浊而圣道不废,前路艰险而行道之心不改——这便是王鏊藏于考题中的坚守。这份‘邦无道仍欲行道’的执着,是他心目中士大夫对社稷苍生应有的担当!



苏录不禁想起自己之前那篇引起大麻烦的《用之则行》,在境界上确实低了震泽先生一截。



他那篇文章破题便言‘不执为要’,通篇侧重的是个人心性的超脱——‘屡经用舍,充然自安’,‘晤对颜渊,忘言相契’。



说到底,还是偏向于‘独善其身’的修养。强调的是‘顺势应时’,若遇‘邦无道’,更多是主张‘舍则守道’,守住自身节操便已足矣。



那时他所思所写,多是个人如何在刘瑾乱政的时代保持本心。却未曾想过,在真正浑浊到令人窒息的世道里,士大夫更该有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主动担当。



可王鏊的《见行可之仕》不同。震泽先生所思的,不是个人如何避祸自守,而是如何在令人窒息的浑浊世道中,为正道寻一线生机,为苍生谋一分福祉。



哪怕季桓子是僭越之臣,哪怕刘瑾是乱政之阉,只要有‘推行部分正道’的可能,便不肯轻易放弃这种‘于乱局中寻行道之机’的主动!



这种‘宁在污泥中栽花,不向泉石间避世’的担当,正是他那篇文章所欠缺的——他的文章是‘向内求’,求的是个人心境的平和与超脱;而王鏊的考题是‘向外求’,求的是社稷苍生的安稳与生机。



一为‘自安’,一为‘安世’,格局与境界,高下立判!



苏录汗颜之余又不禁深深的感佩。原来真正的顺道守德,不该是避开乱世的污浊,而是敢于踏入污浊,却始终守得住正道的清明。



真正的‘不执’,也不是‘用则行、舍则藏’的顺势而为,而是‘邦无道仍欲行道’的逆势坚守!



他那篇文章,终究少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沉厚担当,缺了绝境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济世情怀。



那么这篇文章该怎么写,也就呼之欲出了!



苏录微闭双目,最后酝酿片刻。直到感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这才掏出温在怀中的墨盒,打开后饱蘸浓墨,提笔力就一篇雄文——



‘圣人仕鲁,因道可施;君子出仕,惟义是归。’



‘盖圣贤为仕,不执一而废权;君子立身,必顺道而合义……’



‘邦有道则敷政宣仁,邦无道则因机明道。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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