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剥离党争与权力捆绑。当时的台谏官常沦为党争工具,动辄以“新旧”论罪弹劾同僚。应规定台谏言事必须针对具体政务失误,严禁以“党同伐异”为由攻击官员,违者罢黜。同时,宰执选拔不再局限于两党领袖,而是从地方政绩卓著、无强烈派系倾向的官员中遴选,且宰执任期内若提拔本党成员超过一定比例,需接受御史台质询,避免朝堂沦为一党私器。



三、以经义释分歧,而非以分歧解经义。新旧两党常借儒家经典注解之争强化对立,如王安石以《三经新义》为变法依据,旧党则尊传统注疏驳斥新法。朝廷可召集两党及中立学者共同编撰《儒经会通》,梳理经义中关于“变革”与“守成”的共通之处,明确“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核心是为民生而非派系胜负,让经义成为弥合分歧的纽带,而非党争的武器。



说到底,党争的本质是“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错位。唯有让朝堂上下明白,无论“新”与“旧”,终究是大宋之臣,政策取舍的标尺从来不是哪一派的主张,而是取决于是否利于大宋安稳、百姓安康,党争的土壤才会逐渐瓦解。



向太后虽然觉得赵俣说得有道理,可她从王安石变法时起,甚至是更早时起,就在默默地观察着大宋,对于如何治理大宋,她有着自己的想法。



赵俣能当上这个皇帝,向太后居功至伟。



而且,那时赵俣就已经知道了,向太后只有一年多寿命。



于情于理,赵俣都得让向太后试一试。



关键,赵俣深知向太后性格中有固执的一面,一旦认定之事,便难以更改,不如让她在尝试中碰壁,如此一来,自己再推行改革方案,阻力便会小上许多。



向太后满心欢喜地推行起她的中间路线政策,试图在新旧两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可结果却证明,她想走的中间路线,根本就行不通。



还好,向太后不像高滔滔那样刚愎自用,见她真的救不了大宋,加上她的身体也不行了,她赶紧将大宋彻底交到赵俣的手上,让赵俣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赵俣接手大宋以后,立即重拳出击,将新旧两党都给捶了下去。



见赵俣真的比她有能力,向太后也就放心养老和养病了。



可就在这时,将目光转移回后宫的向太后,突然发现刘清菁怀孕了。



以向太后对后宫的掌控,很轻易地就查到了,刘清菁腹中的孩子是赵俣的。



好吧。



其实,向太后也不用去查,因为整个后宫,也只有赵俣一人有让女人怀孕的能力。



所以,在调查之前,向太后就怀疑,刘清菁腹中的孩子是赵俣的。



这可把向太后气够呛。



向太后甚至有些恨铁不成钢。



要知道,要不是刘清菁的儿子突然死了,紧接着刘清菁的靠山赵煦也死了,向太后和赵俣都得栽在刘清菁的手上。



在向太后看来,刘清菁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害人精,是妲己、褒姒、妹喜那样祸国殃民的女人。



关键,那时刘清菁和新党的关系还非常密切。



向太后很担心,一旦赵俣也像赵煦一样被刘清菁迷了心窍,那旧党就危险了,甚至大宋都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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