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认罪认罚,还有一个加剧权力失衡的改革,叫做“捕诉一体”。



以前,负责批准逮捕的,是检察院的侦查监督科;负责提起公诉的,是公诉科。



两个部门,互相还能起到一点微弱的制衡作用。



现在,改革了。



批捕权和公诉权,全部集中到了同一个检察官,或者同一个办案组手里。



这意味着,从决定要不要抓你开始,到审查所有证据,再到把你送上法庭,整个流程,都由同一个人主导。



自己决定抓的人,如果最后发现证据不足无法起诉,或者起诉了被判无罪,那不就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未了自己的奖金,办案检察官会倾向于将案件将错就错,一诉到底。



而最后一道防线,法院,也正在失守。



因为法院的绩效考核指标里,有一项非常关键,那就是“公诉机关抗诉率”。



如果法官顶住压力,给一个检察官力主起诉的案件判了无罪,检察官可以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



这个抗诉会直接影响到法官的年终奖金、评优评先、甚至是职级晋升。



为了不得罪检察院,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很多法官哪怕明知案件有问题,也宁愿选择配合。



他们会在检察院给出的量刑建议框架内,和稀泥式地做一个微调,既不得罪检察官,也算对被告有个交代。



于是,认罪认罚绕开了证据审查,捕诉一体杜绝了内部监督,抗诉率考核压制了法院的独立性。



三者叠加,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在很多没有监管的小城市和县城里,检察官的权力,已经膨胀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地步。



要不要抓你,他说了算。



证据够不够,他说了算。



最后怎么判你,很大程度上,还是他说了算。



这就是刘建明们敢在法庭上如此嚣张的底气。



因为在扶县这一亩三分地上,他,早已习惯了当那个说一不二的法。



他根本不觉得自己的言论有任何问题,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他早已习以为常的事实——只要我检察官认定的罪,你法院判也得判,不判也得判!



证据?那不过是走个形式罢了!



所以他才会觉得,只要他认定郑龙有罪,证据的瑕疵根本不值一提。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权力傲慢。



哪怕他现在极度害怕步入郑志龙的后尘,但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早已刻在了他的dna里了,那已经成为了他的条件发射!



所以,对于一个专业的刑事律师来说,真正的战场,根本就不在法庭上。



因为当案件走到审判这一步,一切基本都已尘埃落定。



无非就是判十年还是判八年的区别!



面对那高达9998的定罪率,律师在法庭上无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都无异于对着一堵即将倒塌的墙壁高喊:“请再坚持一下!”



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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