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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吴梅微微颔首,视线转向那三个坐立难安的被告。



按照流程,她必须询问。



“被告方,针对原告补充提交的电子证据,你们是否有相反的证据进行反驳?或者有新的证据需要提交?”



被告席上一片死寂。



姜大勇张着嘴,一脸茫然。



刘翠芬眼珠子乱转,却憋不出半个字。



姜建云则是低着头,死死盯着脚尖,像是个做错事被老师罚站的小学生。



证据?



他们哪来的证据?



他们这辈子最擅长的“武器”,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是撒泼打滚,是倚老卖老。



在他们的认知里,只要嗓门够大,只要脸皮够厚,只要把“孝道”的大旗一扯,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哪怕是进了派出所,只要往地上一躺,警察也得乖乖放人。



你要问证据,那就是狗屁!



柳吴梅看着这三个哑口无言的人,心中冷笑。



其实,如果今天这三人哪怕花点钱,请个稍微专业点的刑辩律师。



这案子,姜瑜蓉想赢,难如登天。



那个律师完全可以抓住“证据链瑕疵”这一点,把原告打得体无完肤。



首先,虐待罪。



原告虽然有出警记录,但确实缺乏最关键的“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伤情鉴定报告”。



为什么没有?



因为穷,因为被控制。



姜瑜蓉当年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去大医院做几百上千块的伤情鉴定?



哪有自由跑去鉴定中心?



但这在法律上,就是致命的硬伤。



你说殴打了,打了吗?打到什么程度?



辩护律师只要咬死一点:没有法医鉴定,如何证明伤情的严重程度?那些血迹、伤疤,是不是原告自己不小心磕碰的?



至于那些报警记录里的“皮带抽打”。



律师完全可以辩解为:“这是农村传统的教育方式,虽然手段粗暴,但初衷是为了管教孩子,主观上没有虐待的故意。”



只要把水搅浑,把“虐待”往“家庭教育过当”上引。



再结合“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司法惯性。



这个虐待罪,大概率会被打掉,顶多判个缓刑,甚至无罪释放。



其次,敲诈勒索罪。



律师更可以辩护说:“这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经济往来。哥哥找妹妹拿钱,虽然手段激烈了点,但那是基于亲情的借贷关系,或者是家庭财产的再分配。”



“毕竟,父母供妹妹读了大学,妹妹反哺家庭,给哥哥一点钱花,合情合理。”



一旦这层“家庭伦理”的遮羞布被律师披上。



刑事犯罪的锋芒就会被大大削弱。



可惜,这家子只会一句:我管教自己孩子还有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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