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朝局大乱而酿成祸患。——外有李善道这个强敌,一旦再生内乱,国必危矣。甚至不需李善道来攻,单是内部倾轧便足以瓦解新政初立的根基,唐或自将灭亡矣。可这平衡之术,如今却是日愈力不从心!

  就在不久前,消灭了李轨后,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原本薛举父子、李轨俱平,李渊接受了李建成自请,——却李建成之自请,实出於东宫官属太子中允王轨的建议,李渊亦知,然出於制衡二子的考虑,对此默许,已准备下旨,令李建成、李世民各统一军,分攻陕虢、河东,意在也给李建成一个建功机会,以平衡李世民威望。

  然而诏令未下,却忽有刘文静妾兄告发刘文静声称要斩裴寂,并为厌胜之法、图谋不轨!

  刘文静是李世民的死党。

  早在太原起兵之前,两个人的关系就非常亲近。他曾经对裴寂评价李世民,说李世民是“非常人也,大度类於汉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只不过裴寂当时不以为然。

  遂刘文静案发,李渊便令裴寂、萧瑀审讯。

  刘文静面对审讯,直言说道:“醉后斫柱,妄言必当斩裴寂耳,此诚有之。系因太原起兵时,忝为司马,与长史裴寂地位相当。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的官职、赏赐与旁人相同,远不如寂。东西征讨,家口无托,确有不满之心。”——刘文静和裴寂的关系早前不错,然自裴寂独得宠任,两人渐生嫌隙。刘文静性情粗疏,又自恃功高过裴寂,因而不免怨懑不平。

  审讯得出结果,朝中顿时暗流涌动。李建成一系力主严惩,欲借此剪除李世民羽翼;而李世民则亲自入宫陈情,力保刘文静,为他辩解:“文静义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裴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悬隔,功高不赏,遂生怨望,醉言斩裴寂,情有可原。其所行厌胜者,本非初次,文静征战杀伐甚重,家中妖祟数见,故设法禳之,实无他意,断然非敢谋反!奏报此事者,其妹失宠於文静,因乃挟嫌告发,所言岂可信之?方今国家草创,万万不可因一言之失,诛戮功臣!若由此寒了将士之心,恐非社稷之福。乞父皇宽宥文静,以全君臣之义。”

  但刘文静虽然功高,却一向恃才傲物,行事强硬,并作为李世民一系核心,他两人私交甚密,这种“臣强且附於皇子”的局面,对李渊的权力构成了潜在的挑战,李渊早是担心刘文静会成为李世民争夺储位的“助力”,甚至或会联合李世民架空自己。

  故此他对刘文静素来“疏忌”。

  加之裴寂也忌惮刘文静,——刘文静醉后都说要杀他了,这已是公开的威胁,裴寂岂能不惧?因其也趁机进言:“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李渊思之再三,於是终不听李世民之言,下诏以“妖言谋反”罪斩刘文静於市。并与他同饮的其弟刘文起同时伏诛,籍没其家。刘文静临刑,抚膺叹道:“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时年五十二。

  刘文静、裴寂俱是从龙的元勋功臣,论以功劳,诚如李世民所说,无论定策之功、抑或军功,刘文静还都比裴寂为高,结果就这么因为醉后的一句失言,无中生有,竟致身首异处,兄弟同死。这件事,对唐之朝野震动极大,对唐之朝局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从而以至已经定下的两路出兵此事,也因此延宕下来。

  ——则是说了,李渊难道就不清楚,一旦这时杀了刘文静,会对唐的军国大计造成何等冲击?他当然清楚。可刘文静,他不杀不行。实际上,出於平衡李建成、李世民这两个儿子之间的权力,这还只是杀刘文静的次要原因。根本原因在於,刘文静醉后不该说“必当斩裴寂”这句话,裴寂与李渊是什么关系?两人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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