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墨第一次见到陈阿婆,是在巷口被台风掀翻的报刊亭后面。1998年的夏末,台风格美把整条青石板巷浇得发乌,17岁的他攥着皱巴巴的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脚边是被父亲摔碎的玻璃药瓶——母亲的肾病要透析,父亲蹲在酒厂门口哭了一下午,最后把他攒了三年的学费连同家里仅有的零钱全掀在了地上,红着眼睛吼:“读什么读?打工去给你妈换命!”



他那时候浑身湿透,指尖把录取通知书的边角揉得发毛,雨珠砸在眼眶里分不出是泪是水。然后就听见报刊亭后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穿藏青布衫的老太太正蹲在泥水里,把散得满地的连环画卷往蛇皮袋里塞,左胳膊上还挎着个掉了漆的铝饭盒,看见他脚边亮闪闪的玻璃碴,抬头就喊:“小伢子往边上站点,那碎玻璃扎脚,我这刚扫干净半条路的煤渣子,别白忙活。”



陈阿婆是三个月前刚搬来巷尾住的孤老,没人知道她从前的来历,只知道她靠捡废品、顺带帮巷里的双职工人家看孩子缝补衣裳过活,住的那间十来平米的老瓦房,屋檐底下永远挂着一排整整齐齐的旧布片,蓝的白的碎花的,全是她从废品站里挑出来的、还没破的旧衣裳上剪下来的。那天她把陈砚墨拉进自己的小瓦房里,给他擦了满脸的雨水,铝饭盒打开是温乎的红糖水煮鸡蛋,她把三个鸡蛋全舀到他碗里,粗糙的拇指指着他攥在手里的录取通知书:“我虽不认几个字,可这红本子我知道,是能往亮处走的东西。你爸那边你别慌,我这有两千块钱,是前阵子我以前的学生来看我,硬塞给我的,我一个孤老婆子留着也没用,先给你妈交第一次透析费。”



陈砚墨那时候头摇得像拨浪鼓,他知道巷里人说陈阿婆日子过得紧,平时连五分钱的酱油都要去巷口杂货铺赊,怎么可能有闲钱。结果陈阿婆转身从床底下拖出个钉着铜扣子的旧木箱子,打开里面一摞摞叠得整整齐齐的零钱,钢镚用牛皮纸卷成筒,毛票按面值理得平平整整,最底下压着三张蓝绿色的百元大钞。她把钱往他手里塞,掌心的老茧磨得他手背发疼:“不是白给你的,算我借你的。以后你出息了,把钱还我,顺便帮我个忙就行。”



那天陈砚墨攥着钱跑向医院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陈阿婆的小瓦房,雨雾里她正站在屋檐下,把刚才捡回来的一本印着“思想品德”的旧课本,用浆糊往破了的封面上贴。他后来才知道,那两千块钱里,有一千二是陈阿婆攒了大半年准备治白内障的钱,剩下的八百,是她把自己陪嫁的一对银镯子卖给巷口打金匠换来的。



陈砚墨的高中三年,几乎是在陈阿婆的屋檐底下蹭过来的。他每天下了晚自习,先绕到巷尾,陈阿婆永远给他留着一盏罩着报纸的白炽灯,桌上温着一碗青菜面,有时候卧个蛋,有时候滴两滴香油。他写作业的桌子,是陈阿婆用收来的旧木板钉的,边上堆着半人高的旧书,全是她从废品站里挑出来的,有破了页的名著,有缺了封的教辅,甚至还有小孩子用蜡笔画得歪歪扭扭的图画本。



有次陈砚墨问她:“阿婆,你捡这么多没用的书干啥?占地方。”



陈阿婆正戴着老花镜,给附近邻居家的小孩补校服的扣子,针脚走得又密又齐,她抬手指了指屋檐底下挂着的那些旧布片:“啥叫没用啊?这布片碎了,拼起来能做鞋垫,能补衣裳,能给人垫个杯底防烫。书也是一样,字印在纸上,哪能就当废品卖了?前几天我从收来的旧练习册里,看见个小孩写的作文,说长大了要当宇航员,你看这字写得歪,心意可不歪,卖去造纸厂化成纸浆,多可惜。”



那时候陈砚墨还不懂这话的意思,直到高二那年冬天,巷口杂货铺张老板的儿子逃学,把他爹准备过年进货款的两千块钱偷出来,跟几个狐朋狗友去游戏厅挥霍了大半,张老板气得拿皮带把孩子吊在门框上打,打得半条巷子都能听见哭号,没人敢劝——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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