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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任说:“余切,这是我们从《科学报》转载来的,那上面还有更多的资料。”



余切找人要来了《科学报》有关于沃森的报道,才发现80年起沃森已经频繁和中国科学家书信交流,到81年时,沃森就来全聚德烤鸭店和他的中国老朋友们聚餐,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带着自己的老婆,把整个京城都走了个遍!



当时正处十二月的隆冬,天气还很寒冷,沃森穿得像个退休的老干部,面对着镜头喜笑颜开。



他背后是这样一句话: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爱看。”



这句话看上去像是某个随处可见的鸡汤语录,而实际上,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



作为一个美国科学家,沃森从事工作的前几年,全美迫害红色分子的麦卡锡主义才结束不久,科学家们人人自危,生怕和红色沾上关系,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沃森,竟然能在访华后为这句话站台。



这时,余切再想起沃森古怪的智力测试题,居然感受到了一种良苦用心。



沃森用了一种他成为“小丑”的方式,牺牲了他自己的名望,大大的宣传了中国人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的潜力。



还有他在燕大附小对小学生的笑容,“沃森爷爷”戴上红领巾后含泪的双眼……他原来是真心喜欢这个地方。



余切对沃森的态度也发生了两级反转,他一开始觉得沃森人嫌狗憎,对他有一些利用的想法,现在却觉得此人复杂得难以评价。



几天后,余切开始频繁的面临离别。他的老朋友们纷纷离开国内。



新化社的记者邵琦即将去南斯拉夫,余切在机场送了她一程。与她一起的还有四位新化社和外交上的干事。



余切问她:“难道非要去南斯拉夫,非要去塞尔维亚吗?”



此时的南斯拉夫联盟,已经有明显的政局不稳的倾向。一般人认为,在红色阵营中,中国是那个不太听话的、总有自己想法的一员。



而实质上,南斯拉夫也早早的走向了这一步,南斯拉夫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程度位于红色阵营的前几名,然而这个国家联盟贫富极其不均,没有明显的主体民族。



在其政治强人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已经逐渐压不住内部的冲突,这里很可能成为新的炸药桶。



余切看得到,邵琦也看得到。



她和几位同事对视一眼,大家都笑了:“哪里不危险?新化社有十多个在非洲的记者,枪炮不长眼,非洲小国政府连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帐也不买!他们是不是更危险?”



余切把她拉到一边道:“韩大使没有帮你吗?他后来私下和我说,他承诺给你安排到美国来。”



邵琦道:“韩大使说了,可我还是不了!我要是不去,总有其他人去,还不一定学过塞尔维亚语,不如让我来。”



见余切还是忧心忡忡的样子,邵琦说:“我回家问了我丈夫,他支持我去南联盟。前些天,我才一岁多的孩子,她刚学会了说妈妈,什么事情也记不得……我更觉得我有这样的使命了,晚去不如早去。”



余切见状,也不好再劝说她。



只能叮嘱邵琦多关注自身的安慰,以及要关注余切之后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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