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儿来了。朕学会一点儿了。”
他盯着这行字。
又提笔。
在底下添了三个字：
“你等吗？”
写完，他把信折好。
收进匣子。
压在那只刻着“朱”字的破碗旁边。
没有派人送出去。
桥，已经搭起来了。
至于信，不急。
她说过，等他学会“把人当人”。
如今东宫的墙上挂回了那幅画。
膳桌上摆上了两碗粥。
儿子每天卯时来请安。
厨子换了。
纸也送了。
连那半截写不完的“仁”字，都补上了最后一笔。
这就够了。
信在匣子里搁着。
不急。
列位且慢。
故事到这里，本该完了。
可说书人的箱底，还压着最后一场。
这一场，没有皇帝。
没有太子。
没有金殿。
没有奏疏。
只有一个女人。
一盏灯。
一碗粥。
这场的日子，在半个月前。
地点，坤宁宫。
那天夜里，坤宁宫的灯，亮到很晚。
宫人们都被遣散了。
偌大一座宫殿，只点着一盏灯。
灯下坐着一个女人。
五十来岁年纪。
鬓边已经有了霜色。
她穿一件家常的素色衣裳。
正在灯下叠衣裳。
叠得很慢。
很整齐。
叠好一件，放进脚边的包袱里。
包袱不大。
两个。
桌上，搁着一封写好的信。
信纸压在一只粥碗底下。
门外，赵嬷嬷守着。
一步不敢离。
三更时分，有人叩了侧门。
进来的是一个老人。
七十岁年纪。
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袍。
头上戴一顶玄色方巾。
正是翰林学士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