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种现象实际上并不仅仅发生在女仆身上,也不拘泥于性别。不论是家政女仆、商铺女工还是裁缝女工,又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小生意人身上,你都能看到这种现象。这类人群的普遍特征便是爱慕虚荣、讲究穿戴、心高气傲,并且他们还是各种廉价连载出版物的主要消费群体。



《约翰牛》觉得,这些刊物中的许多内容,包括家政诀窍、名人箴言以及淑女专栏等等,虽然看起来乏味且无害,甚至具有一定普及教育的意义。但是,这些刊物为了提升销量,经常会在连载的小说中加入大量扭曲的人生观、极度夸张的华丽服饰与奢侈场景,并且这些故事总是会安排许多不切实际的情节,让主角取得不符合逻辑的巨大胜利与过度回报。贫穷而贞洁的少女总是会嫁给富有显贵的丈夫,穷职员或流浪画匠永远会在故事的结尾摇身一变称为富豪贵族……”



阿尔伯特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他甚至还想起了几本类似的小说:“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不,她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或许更接近一点。”



亚瑟笑着耸了耸肩:“没错,你猜对了,简·奥斯汀让《约翰牛》的那篇文章骂惨了。所以我才说,这次的攻击应当不是冲着我们来的。因为每次舰队街想要骂《英国佬》的时候,通常会使用另外几套说辞。”



“他们怎么说的?”



关于这些年来自舰队街批评,狄更斯简直都快会背了:“近些年,在伦敦的出版市场上,出现了一批自命为‘人民之友’的作家,他们笔下的悲惨与不幸,只不过是为了取悦那些喜欢偷窥贫困生活的中产阶级读者。穷人的苦难被他们描绘成一种异国风情式的风景,而非值得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是说我的。”



不过相较于对埃尔德的批评,舰队街骂狄更斯倒属于骂的轻了。



按照《布莱克伍德》的说法:“埃尔德·卡特总是在竭力模仿苏格兰的沃尔特·司各特,然而他却没能继承司各特的民族精神,反而只学到了司各特的铺张矫饰。他笔下的英格兰仿佛永远在下暴雨,农民永远在喊口号,贵族永远在拔剑。如果没有了血腥和阴谋,他的小说就如同被掏空了心脏。”



但即便埃尔德已经被骂的这么惨了,可与迪斯雷利一比,他的那点苦难好像也算不得什么。



《爱丁堡评论》1827年评价迪斯雷利的处女作《维维安·格雷》时,直言不讳的说过:“这是一部被野心和自恋驱使写成的小说,作者似乎在努力让世人相信他们比他笔下的任何人都聪明。”



而在迪斯雷利当上议员后,情况不止没有好转,反倒还急转直下了。



《季刊评论》在《青年公爵》出版时,便直接出了长文点评:“迪斯雷利先生打扮他的幻想,就像花花公子打扮自己。总而言之,闪光多,实质少。”



而《英国佬》死对头《布莱克伍德》的评论就更恶毒了,他们直言:“我们很难判断迪斯雷利先生究竟是想做一个写小说的政治家,还是一个搞政治的小说家。但毋庸置疑,他两方面都搞得很差。”



不过如果要论谁被骂得最有创意的,那还得是他们的董事会主席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黑斯廷斯探案集》,令法律界欣喜,令文艺界尴尬。



——一部值得警察学校采用的教材,却未必是值得文学院收藏的小说。它的优点是清晰、冷静、合法,缺点同样如上。



——如果说狄更斯让伦敦的穷人形象在纸面上鲜活了起来,那亚瑟·西格玛则是让伦敦的活人全都进了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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