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也出现了最早的一批高利贷者。
《管子》中讲述的“倍贷”“倍称”现象，应该是最早的针对普通生产者的实物高利贷。
一些大高利贷商人甚至向王侯天子借贷，贵为天子的周赧王，就被债主逼迫，以至于要筑“逃债台”来躲避。
今天的债台高筑一词，就是来源于这个事情。
至于普通百姓被高利贷逼得“使老稚转乎沟壑”者，也就不罕见。
汉代以后，随着矿产开发和货币增加，大量专门以放贷为生的“子钱家”出现。
其放贷取利至少放十取三，有的时候甚至十倍取之。
就连当时汉朝官府平定七国之乱，为了筹措军饷，就向这些大高利贷商人借贷。
唐宋时期国家，已经对商人形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
这一时期的高利贷，主要发生在民间且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
为此，当时的朝廷就制定了“利不盖本”的规定，大明不过是借用前朝旧法。
《唐令拾遗》就规定，积日虽多，不过一倍，也就是拖欠债务只能以100%利息强制结清。
宋朝专门下诏，凡是累积利息超过100%的以倍利计，多余不论。
特别是宋朝，除了商人地主外，寺庙、官员甚至朝廷都不同程度的参加到高利贷生意中来。
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逐渐侵蚀自然经济，以及和国际贸易的广泛接触，出现了规模空前庞大的工商业阶层。
伴随而来的，自然是大量高利贷资金和以之为生的食利者群体。
魏广德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因为自隆庆开海以后，大明对外贸易持续扩大，并没有出现政策的反复，加剧了大量白银流入大明的速度。
于是乎，这个时代的放贷资金较原本的时代更加庞大。
明朝借贷最广泛的是农村生活借贷，生活借贷原因不外乎农业生产的青黄不接与灾荒变乱，导致生活无着产生的借贷。
或者由于赋税徭役沉重产生的借贷，亦或者平时操持一些事务，如婚丧嫁娶、起屋盖房等产生的借贷。
但无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乡村高利贷的利息都相对较高。
青黄不接时产生的谷物借贷，年利率为100%。
其实，魏广德还关注到另一件事儿，这也是魏广德刻意让人注意才知道的。
那就是大量的米商和高利贷者勾接，利用丰年米价下跌的机会，大量收进粮食。
在灾年，他们将存粮借给农民渡荒或完粮纳税，可获超过一倍的厚利。
虽然现在的商人还没有发现收获时节打压粮价，低价收购农民手里的粮食，但魏广德相信，离此应该不远了。
这个时代，或许最大的改变就是魏广德在张居正提出赋税折银制度，也就是银本位在大明的确定时，魏广德抢先利用太仆寺常盈库里的存银发行银币，制定了“钱法”。
用律法形式固定铜钱和银钱的兑换比，从根本上杜绝了银、铜钱汇率的波动对百姓的再次盘剥。
当然，也杜绝了明清时期杂税的最大税源“火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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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中讲述的“倍贷”“倍称”现象，应该是最早的针对普通生产者的实物高利贷。
一些大高利贷商人甚至向王侯天子借贷，贵为天子的周赧王，就被债主逼迫，以至于要筑“逃债台”来躲避。
今天的债台高筑一词，就是来源于这个事情。
至于普通百姓被高利贷逼得“使老稚转乎沟壑”者，也就不罕见。
汉代以后，随着矿产开发和货币增加，大量专门以放贷为生的“子钱家”出现。
其放贷取利至少放十取三，有的时候甚至十倍取之。
就连当时汉朝官府平定七国之乱，为了筹措军饷，就向这些大高利贷商人借贷。
唐宋时期国家，已经对商人形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
这一时期的高利贷，主要发生在民间且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
为此，当时的朝廷就制定了“利不盖本”的规定，大明不过是借用前朝旧法。
《唐令拾遗》就规定，积日虽多，不过一倍，也就是拖欠债务只能以100%利息强制结清。
宋朝专门下诏，凡是累积利息超过100%的以倍利计，多余不论。
特别是宋朝，除了商人地主外，寺庙、官员甚至朝廷都不同程度的参加到高利贷生意中来。
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逐渐侵蚀自然经济，以及和国际贸易的广泛接触，出现了规模空前庞大的工商业阶层。
伴随而来的，自然是大量高利贷资金和以之为生的食利者群体。
魏广德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因为自隆庆开海以后，大明对外贸易持续扩大，并没有出现政策的反复，加剧了大量白银流入大明的速度。
于是乎，这个时代的放贷资金较原本的时代更加庞大。
明朝借贷最广泛的是农村生活借贷，生活借贷原因不外乎农业生产的青黄不接与灾荒变乱，导致生活无着产生的借贷。
或者由于赋税徭役沉重产生的借贷，亦或者平时操持一些事务，如婚丧嫁娶、起屋盖房等产生的借贷。
但无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乡村高利贷的利息都相对较高。
青黄不接时产生的谷物借贷，年利率为100%。
其实，魏广德还关注到另一件事儿，这也是魏广德刻意让人注意才知道的。
那就是大量的米商和高利贷者勾接，利用丰年米价下跌的机会，大量收进粮食。
在灾年，他们将存粮借给农民渡荒或完粮纳税，可获超过一倍的厚利。
虽然现在的商人还没有发现收获时节打压粮价，低价收购农民手里的粮食，但魏广德相信，离此应该不远了。
这个时代，或许最大的改变就是魏广德在张居正提出赋税折银制度，也就是银本位在大明的确定时，魏广德抢先利用太仆寺常盈库里的存银发行银币，制定了“钱法”。
用律法形式固定铜钱和银钱的兑换比，从根本上杜绝了银、铜钱汇率的波动对百姓的再次盘剥。
当然，也杜绝了明清时期杂税的最大税源“火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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