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平继续说：“还有，你注意到没有，周教授的实验记录本上写着‘合成一种新型手性有机磷配体’。如果a-8就是他合成的那种新型化合物，那整个事件可能就是一个意外，他合成了一个剧毒的化合物，在操作过程中不慎接触，慢性中毒，最终死亡。”
他顿了顿，看着扎西：“这个解释，比谋杀更简单。不需要凶手，不需要动机，不需要复杂的阴谋。”
扎西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杨平说得对，意外中毒，确实比谋杀更简单。而且，它不需要解释那么多疑点：凶手怎么拿到钥匙的？怎么知道周教授会翻哪些书的？怎么把a-8涂到书上的？
但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他想了很久，忽然问了一个问题：“杨教授，如果周教授是自己合成的a-8，那他应该知道这种化合物的毒性。三十年前他参与过a-8的毒理学研究，他知道它的ld，知道它的经皮毒性。一个知道这些的人，会在没有通风橱、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徒手操作这种剧毒化合物吗？”
杨平看着他，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扎西继续说：“还有，如果他合成了a-8，他为什么要合成它？实验记录本上写的是‘新型手性有机磷配体’。他是做不对称催化的，不是做农药的。一个做不对称催化的化学家，为什么要合成三十年前被禁用的杀虫剂？”
杨平点点头：“你慢慢学会了推理，没错，这两个问题需要回答。”
他看着扎西：“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答案，而是有两个可能的答案。一个是谋杀，一个是意外。我们要做的，不是选一个相信，而是找出证据来证明或排除其中一个，我们主要从药物和人体反应方面着手。”
他放下笔，看了一眼手表：“今天先到这里，你回去休息一下，下午下手术后跟我去一个地方。”
扎西问：“去哪里？”
杨平说：“南都大学档案馆，我要查三十年前那个项目的全部资料。”
下午两点，杨平和扎西到了南都大学。档案馆在主楼的顶层，是一个不大的房间，门口挂着一块铜牌，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管理档案馆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姓孙，戴着一副老花镜，听说他们要查三十年前的资料，皱起了眉头。
“省厅的于警官带人来过了，他打过电话，说你们会来，三十年前的资料，都放在老库房里，很久没人动过了。”孙老师说，“你们要查什么？”
杨平说：“1992年的一份内部报告，题目是《新型高效有机磷杀虫剂a-8的合成与毒理学研究》。”
孙老师想了想，说：“这个……应该是化工部农药研究所和我们系合作的项目，我帮你找找。”她站起来，走到后面的库房门口，打开门，里面是一排排铁皮柜子，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的纸张气味。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孙老师抱着一摞发黄的文件夹出来了。她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拍了拍上面的灰：“这是1990年到1995年的项目档案，你们要找的应该在里面。”
杨平和扎西坐下来，开始翻看那些文件夹。大部分都是项目申请书、年度报告、经费使用情况之类的文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信息。
翻到第三个文件夹的时候，扎西忽然停住了。那是一份手写的实验记录，字迹潦草，但扎西认出了上面的签名，周怀瑾，日期是1991年8月。
他开始仔细阅读这份记录。内容是关于一种代号为“a-8”的化合物的合成和毒理学实验。记录写得很详细，每一步反应的条件、产物的纯化方法、毒理学实验的设计和结果，都有记载。
扎西看到了最关键的一页——毒性数据总结。上面写着：
“a-8的急性经口ld（大鼠）：08g/kg。急性经皮ld（大鼠）：25g/kg。亚慢性毒性实验（90天）：低剂量组（005g/kg/天）出现体重下降、食欲减退、胆碱酯酶活性抑制；中剂量组（01g/kg/天）出现指尖色素沉着、肝细胞变性；高剂量组（02g/kg/天）出现心肌纤维灶性坏死。”
扎西的手开始发抖，这些数据和张主任今天早上念的一模一样。
他继续往下看，最后一页是周怀瑾手写的总结意见：
“a-8的杀虫活性很高，对棉铃虫、菜青虫等农业害虫的lc在01-05pp之间，远优于当时市售的有机磷杀虫剂。但其哺乳动物毒性过高，特别是经皮毒性，不适合作为农药使用，建议终止该化合物的进一步开发。”
扎西看完，把记录递给杨平。杨平接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没有说话。
然后他翻到最后一页，指着周怀瑾写的总结意见，说了一句话：“你看这段话的最后一句。”
扎西凑过去看：“建议终止该化合物的进一步开发。”
杨平说：“这是一个科学家的良心，他发现了这个化合物的毒性，建议终止开发。三十年前的事，可能没有那么复杂，他可能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
扎西愣住了：“那威胁信呢？说‘三十年前的事，你以为没人知道吗’？”
杨平摇摇头：“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威胁他，那威胁者知道的是什么样的‘真相’？是周怀瑾隐瞒了毒性数据？还是周怀瑾做了正确的事但被人误解了？”
扎西张了张嘴，答不上来。
杨平把文件夹合上，放在桌上。他说道：“扎西，你知道吗，在临床上，最难诊断的不是那些典型病例，而是那些被其他医生误诊过的病例。因为误诊会留下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让你沿着错误的方向去找证据。”
他顿了顿，转过身看着扎西：“这个案子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有两个可能的解释，谋杀和意外。但如果我们在心里已经认定了一个，就会不自觉地去找支持它的证据，忽略否定它的证据。这是临床医生最容易犯的错误，也是破案的人
他顿了顿，看着扎西：“这个解释，比谋杀更简单。不需要凶手，不需要动机，不需要复杂的阴谋。”
扎西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杨平说得对，意外中毒，确实比谋杀更简单。而且，它不需要解释那么多疑点：凶手怎么拿到钥匙的？怎么知道周教授会翻哪些书的？怎么把a-8涂到书上的？
但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他想了很久，忽然问了一个问题：“杨教授，如果周教授是自己合成的a-8，那他应该知道这种化合物的毒性。三十年前他参与过a-8的毒理学研究，他知道它的ld，知道它的经皮毒性。一个知道这些的人，会在没有通风橱、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徒手操作这种剧毒化合物吗？”
杨平看着他，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扎西继续说：“还有，如果他合成了a-8，他为什么要合成它？实验记录本上写的是‘新型手性有机磷配体’。他是做不对称催化的，不是做农药的。一个做不对称催化的化学家，为什么要合成三十年前被禁用的杀虫剂？”
杨平点点头：“你慢慢学会了推理，没错，这两个问题需要回答。”
他看着扎西：“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答案，而是有两个可能的答案。一个是谋杀，一个是意外。我们要做的，不是选一个相信，而是找出证据来证明或排除其中一个，我们主要从药物和人体反应方面着手。”
他放下笔，看了一眼手表：“今天先到这里，你回去休息一下，下午下手术后跟我去一个地方。”
扎西问：“去哪里？”
杨平说：“南都大学档案馆，我要查三十年前那个项目的全部资料。”
下午两点，杨平和扎西到了南都大学。档案馆在主楼的顶层，是一个不大的房间，门口挂着一块铜牌，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管理档案馆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姓孙，戴着一副老花镜，听说他们要查三十年前的资料，皱起了眉头。
“省厅的于警官带人来过了，他打过电话，说你们会来，三十年前的资料，都放在老库房里，很久没人动过了。”孙老师说，“你们要查什么？”
杨平说：“1992年的一份内部报告，题目是《新型高效有机磷杀虫剂a-8的合成与毒理学研究》。”
孙老师想了想，说：“这个……应该是化工部农药研究所和我们系合作的项目，我帮你找找。”她站起来，走到后面的库房门口，打开门，里面是一排排铁皮柜子，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的纸张气味。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孙老师抱着一摞发黄的文件夹出来了。她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拍了拍上面的灰：“这是1990年到1995年的项目档案，你们要找的应该在里面。”
杨平和扎西坐下来，开始翻看那些文件夹。大部分都是项目申请书、年度报告、经费使用情况之类的文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信息。
翻到第三个文件夹的时候，扎西忽然停住了。那是一份手写的实验记录，字迹潦草，但扎西认出了上面的签名，周怀瑾，日期是1991年8月。
他开始仔细阅读这份记录。内容是关于一种代号为“a-8”的化合物的合成和毒理学实验。记录写得很详细，每一步反应的条件、产物的纯化方法、毒理学实验的设计和结果，都有记载。
扎西看到了最关键的一页——毒性数据总结。上面写着：
“a-8的急性经口ld（大鼠）：08g/kg。急性经皮ld（大鼠）：25g/kg。亚慢性毒性实验（90天）：低剂量组（005g/kg/天）出现体重下降、食欲减退、胆碱酯酶活性抑制；中剂量组（01g/kg/天）出现指尖色素沉着、肝细胞变性；高剂量组（02g/kg/天）出现心肌纤维灶性坏死。”
扎西的手开始发抖，这些数据和张主任今天早上念的一模一样。
他继续往下看，最后一页是周怀瑾手写的总结意见：
“a-8的杀虫活性很高，对棉铃虫、菜青虫等农业害虫的lc在01-05pp之间，远优于当时市售的有机磷杀虫剂。但其哺乳动物毒性过高，特别是经皮毒性，不适合作为农药使用，建议终止该化合物的进一步开发。”
扎西看完，把记录递给杨平。杨平接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没有说话。
然后他翻到最后一页，指着周怀瑾写的总结意见，说了一句话：“你看这段话的最后一句。”
扎西凑过去看：“建议终止该化合物的进一步开发。”
杨平说：“这是一个科学家的良心，他发现了这个化合物的毒性，建议终止开发。三十年前的事，可能没有那么复杂，他可能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
扎西愣住了：“那威胁信呢？说‘三十年前的事，你以为没人知道吗’？”
杨平摇摇头：“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威胁他，那威胁者知道的是什么样的‘真相’？是周怀瑾隐瞒了毒性数据？还是周怀瑾做了正确的事但被人误解了？”
扎西张了张嘴，答不上来。
杨平把文件夹合上，放在桌上。他说道：“扎西，你知道吗，在临床上，最难诊断的不是那些典型病例，而是那些被其他医生误诊过的病例。因为误诊会留下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让你沿着错误的方向去找证据。”
他顿了顿，转过身看着扎西：“这个案子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有两个可能的解释，谋杀和意外。但如果我们在心里已经认定了一个，就会不自觉地去找支持它的证据，忽略否定它的证据。这是临床医生最容易犯的错误，也是破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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