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戴维就到了试验大厅。不是他勤快，是睡不着。
军垦城的清晨亮得早，五点钟天就大白了，窗帘挡不住光，他翻来覆去磨到六点半，索性爬起来洗漱，灌了一杯凉白开，出了门。
艾米丽比他到得还早。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她已经站在试验台旁边了，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正在看叶海昨天留在控制台上的那张图纸。
“你几点来的？”戴维走过去。
“七点。”
“吃早饭了？”
“吃了个馕。马师傅刚烤出来的，烫手。”
戴维低头看了一眼试验台。第五台原型机安静地躺在那里，银灰色的外壳在晨光中泛着冷冷的光。
线缆和传感器从它的身体里伸出来，像一根根血管，联接到控制台后面的数据采集系统。
机舱里弥漫着机油和金属的气味，那是戴维熟悉的味道——faa的实验室里也有，但不一样。
那里的味道是空调吹出来的，这里的味道是从机器里渗出来的。
机器的味道骗不了人，新机器有新的味道，老机器有老的味道，好机器有好的味道，坏机器有坏的味道。这台机器的味道，像刚打磨过的刀锋。
叶海七点半准时走进来。他的头发还是湿的，刚从宿舍洗过澡，换了一件干净的工装。
身后跟着几个工程师，有人端着咖啡杯，有人拎着笔记本电脑，有人手里还拿着一角没吃完的馕。
“开始。”
叶海走到控制台前，按下对讲机按钮。发动机点火，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那声音不大，像一头还没睡醒的野兽在喉咙里滚动。
戴维站在控制台后面，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温度，压力，转速，油量。每一个数字都在上升。
“百分之三十推力。”一个工程师报数。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百。”
发动机的轰鸣声达到了顶点。试验台开始颤抖，控制室的窗户嗡嗡作响。
戴维的脚底板能感觉到那种震动，从水泥地面传上来，透过鞋底，透过脚掌，透过骨骼，一直传到他的牙齿。
牙齿在打颤，不是冷，是震。他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但目光没有离开屏幕。那些数字在跳动——温度，一千七百六十度；
压力，正常；转速，一万两千四百转。一切都在设计范围内。没有异常。没有警报。没有红灯。
叶海站在控制台前，一动不动。他的眼睛盯着屏幕，嘴唇微微动着，在默念着什么。戴维不知道他在念什么，但他猜，他在读数据。
不是在用眼睛看，是在用嘴唇读，读出声来，让耳朵也听到。眼睛会骗人，耳朵也会，但眼睛和耳朵一起，骗人的概率就小了。
这个习惯叶海从波士顿带到了军垦城，从实验室带到了试验台。他不会改，也不需要改。
测试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发动机点火，运转，停机。再点火，再运转，再停机。反复好几次。
每一次的数据都被记录下来。戴维注意到，数据很稳定。不是一般的稳定，是非常稳定。波动范围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稳定性，不是调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发动机在出厂时是一个样，在试验台上跑了一百个小时是一个样，跑了一千个小时又是一个样。一千个小时后的那个样子，才是它真正的样子。
测试结束后，叶海关掉发动机，摘下耳机，转过身看着戴维。
“数据看了？”
“看了。”
“怎么样？”
“稳定。”戴维说出了那个词，迟疑了片刻，又重复了一遍，“很稳定。”
叶海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拿起桌上的数据记录表，看了一遍，在上面签了名，把表递给身后的工程师。
“存档。”
工程师接过去，转身走了。叶海站在控制台前，看着那台渐渐冷却下来的发动机。外壳上的温度在下降，但他的眼睛还是热的。
中午，食堂。戴维端着餐盘在阿依古丽对面坐下来。
“阿依古丽，你来研发所多久了？”
“快两年了。”
“两年。习惯吗？”
阿依古丽想了想。“习惯。这里挺好的。”
“好在哪里？”
阿依古丽用筷子夹起一块羊肉。“你看这块羊肉。在别的地方，它只是一块肉。在这里，它是天山脚下的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你吃它的时候，能尝到天山雪水的味道。”
戴维看着那块羊肉，放进嘴里，嚼了嚼。他尝到了雪水的味道吗？不知道。但他尝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不是肉的味道，是这片土地的味道。
是戈壁滩上的风沙，是天山上的积雪，是那些牧民在山坡上放羊时唱的歌。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就是阿依古丽说的“天山雪水的味道”。
艾米丽端着餐盘走过来，在阿依古丽旁边坐下。她拿了一个馕，掰成两半，一半递给戴维，一半自己吃。
她掰馕的动作已经很熟练了，一掰两半，掰口整整齐齐，像用尺子量过。
“你今天早上去试验大厅了？”艾米丽问戴维。
“去了。”
“数据怎么样？”
“稳定。”
艾米丽咬了一口馕，嚼了嚼，咽下去。
“叶海说，第五台原型机的燃烧室温度场，比第四台均匀。温差小了十几度。十几度，不多，但对涡轮叶片来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戴维看着她。“你什么时候开始懂这些了？”
艾米丽把馕掰成更小的块，一块一块地放进嘴里。她的动作很慢，像在思考，又像在拖延时间。
戴维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他看得出来，她在军垦城的这些天变了，不是变黑了——她的脸上确实多了几个雀斑——
是变了，变得不像一个从华盛顿来的faa官员了。
她蹲在试验台旁边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把叶海说的每一个数字都记下来。记完了，还要问一句“为什么”。
叶海有时回答，有时不回答。不回答的时候，她就自己琢磨。琢磨不出来，第二天又问。她的笔记本已经写了厚厚一沓了，边角都卷起来了。
军垦城的清晨亮得早，五点钟天就大白了，窗帘挡不住光，他翻来覆去磨到六点半，索性爬起来洗漱，灌了一杯凉白开，出了门。
艾米丽比他到得还早。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她已经站在试验台旁边了，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正在看叶海昨天留在控制台上的那张图纸。
“你几点来的？”戴维走过去。
“七点。”
“吃早饭了？”
“吃了个馕。马师傅刚烤出来的，烫手。”
戴维低头看了一眼试验台。第五台原型机安静地躺在那里，银灰色的外壳在晨光中泛着冷冷的光。
线缆和传感器从它的身体里伸出来，像一根根血管，联接到控制台后面的数据采集系统。
机舱里弥漫着机油和金属的气味，那是戴维熟悉的味道——faa的实验室里也有，但不一样。
那里的味道是空调吹出来的，这里的味道是从机器里渗出来的。
机器的味道骗不了人，新机器有新的味道，老机器有老的味道，好机器有好的味道，坏机器有坏的味道。这台机器的味道，像刚打磨过的刀锋。
叶海七点半准时走进来。他的头发还是湿的，刚从宿舍洗过澡，换了一件干净的工装。
身后跟着几个工程师，有人端着咖啡杯，有人拎着笔记本电脑，有人手里还拿着一角没吃完的馕。
“开始。”
叶海走到控制台前，按下对讲机按钮。发动机点火，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那声音不大，像一头还没睡醒的野兽在喉咙里滚动。
戴维站在控制台后面，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温度，压力，转速，油量。每一个数字都在上升。
“百分之三十推力。”一个工程师报数。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百。”
发动机的轰鸣声达到了顶点。试验台开始颤抖，控制室的窗户嗡嗡作响。
戴维的脚底板能感觉到那种震动，从水泥地面传上来，透过鞋底，透过脚掌，透过骨骼，一直传到他的牙齿。
牙齿在打颤，不是冷，是震。他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但目光没有离开屏幕。那些数字在跳动——温度，一千七百六十度；
压力，正常；转速，一万两千四百转。一切都在设计范围内。没有异常。没有警报。没有红灯。
叶海站在控制台前，一动不动。他的眼睛盯着屏幕，嘴唇微微动着，在默念着什么。戴维不知道他在念什么，但他猜，他在读数据。
不是在用眼睛看，是在用嘴唇读，读出声来，让耳朵也听到。眼睛会骗人，耳朵也会，但眼睛和耳朵一起，骗人的概率就小了。
这个习惯叶海从波士顿带到了军垦城，从实验室带到了试验台。他不会改，也不需要改。
测试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发动机点火，运转，停机。再点火，再运转，再停机。反复好几次。
每一次的数据都被记录下来。戴维注意到，数据很稳定。不是一般的稳定，是非常稳定。波动范围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稳定性，不是调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发动机在出厂时是一个样，在试验台上跑了一百个小时是一个样，跑了一千个小时又是一个样。一千个小时后的那个样子，才是它真正的样子。
测试结束后，叶海关掉发动机，摘下耳机，转过身看着戴维。
“数据看了？”
“看了。”
“怎么样？”
“稳定。”戴维说出了那个词，迟疑了片刻，又重复了一遍，“很稳定。”
叶海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拿起桌上的数据记录表，看了一遍，在上面签了名，把表递给身后的工程师。
“存档。”
工程师接过去，转身走了。叶海站在控制台前，看着那台渐渐冷却下来的发动机。外壳上的温度在下降，但他的眼睛还是热的。
中午，食堂。戴维端着餐盘在阿依古丽对面坐下来。
“阿依古丽，你来研发所多久了？”
“快两年了。”
“两年。习惯吗？”
阿依古丽想了想。“习惯。这里挺好的。”
“好在哪里？”
阿依古丽用筷子夹起一块羊肉。“你看这块羊肉。在别的地方，它只是一块肉。在这里，它是天山脚下的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你吃它的时候，能尝到天山雪水的味道。”
戴维看着那块羊肉，放进嘴里，嚼了嚼。他尝到了雪水的味道吗？不知道。但他尝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不是肉的味道，是这片土地的味道。
是戈壁滩上的风沙，是天山上的积雪，是那些牧民在山坡上放羊时唱的歌。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就是阿依古丽说的“天山雪水的味道”。
艾米丽端着餐盘走过来，在阿依古丽旁边坐下。她拿了一个馕，掰成两半，一半递给戴维，一半自己吃。
她掰馕的动作已经很熟练了，一掰两半，掰口整整齐齐，像用尺子量过。
“你今天早上去试验大厅了？”艾米丽问戴维。
“去了。”
“数据怎么样？”
“稳定。”
艾米丽咬了一口馕，嚼了嚼，咽下去。
“叶海说，第五台原型机的燃烧室温度场，比第四台均匀。温差小了十几度。十几度，不多，但对涡轮叶片来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戴维看着她。“你什么时候开始懂这些了？”
艾米丽把馕掰成更小的块，一块一块地放进嘴里。她的动作很慢，像在思考，又像在拖延时间。
戴维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他看得出来，她在军垦城的这些天变了，不是变黑了——她的脸上确实多了几个雀斑——
是变了，变得不像一个从华盛顿来的faa官员了。
她蹲在试验台旁边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把叶海说的每一个数字都记下来。记完了，还要问一句“为什么”。
叶海有时回答，有时不回答。不回答的时候，她就自己琢磨。琢磨不出来，第二天又问。她的笔记本已经写了厚厚一沓了，边角都卷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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