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疆掏出本子，哈了口气，笔尖抵在纸上。
“第一，饲料问题。得找专家来看看，能不能改良草场，或者搭配精饲料。现在喂的这东西，连羊都不爱吃，怎么可能长肉？”
张建疆刷刷地记。
“第二，品种问题。”杨威蹲下来，掰开一只羊的嘴看了看，“这羊的品种不行，长得慢，肉也不够好。你看这体型，出肉率太低。得引进好品种，用良种公羊配种，改良后代。”
张建疆继续记。
“第三，销路问题。”杨威站起来，目光越过羊圈，看向远处的雪山，“这个我来想办法。”
哈布力在旁边听着，浑浊的眼睛慢慢亮了。那种亮不是突然迸发出来的，是像一盏被点了很久的灯，终于有人拨了拨灯芯，火苗蹿了上来。
“你……你是真来收羊的？”他的声音在发抖。
杨威转过身，看着哈布力。他看到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不是感激，是小心翼翼的、生怕破碎的希望。他知道这种希望有多脆弱，也知道如果这次再让它们破碎，可能就再也拼不起来了。
“大爷，”他认真地说，一字一顿，“我不是来收羊的。我是来帮你们把羊卖出去的。”
哈布力愣了半天。雪落在他的羊皮帽子上，积了薄薄一层。然后他突然弯下腰——不，是要跪下去。杨威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他，两只手架着他的胳膊，硬生生把他拽了起来。
“大爷！别这样！”
“小伙子，你要是能帮我们把羊卖出去，我给你磕头！”哈布力的声音沙哑了，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你不知道，我们等了多少年……等了多少年啊……”
杨威扶着他，感觉那双干瘦的手臂在发抖。他心里堵得慌，像被塞了一团棉花。
“大爷，我不是来要你们磕头的。”他的声音有点哑，“我就是觉得，你们的羊不该烂在这儿。”
那天晚上，杨威和张建疆没走。
他们住在哈布力家里。房子不大，就两间，外间是厨房兼客厅，里间是卧室。土墙，泥地，屋顶上糊着报纸，已经被烟熏得发黄。炉子里烧着牛粪，屋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羊膻味、牛粪味、馕的香味混在一起。
哈布力让他们睡里间的炕，自己睡外间。杨威坚决不肯，最后三个人挤在炕上，盖着一床打了补丁的被子。
牧民们听说有人来了，陆陆续续地来了。一个、两个、五个、十个——小小的屋子里挤满了人，有的坐炕沿上，有的蹲地上，有的倚着门框。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有的说汉语，有的说哈萨克语，哈布力在旁边翻译。
杨威问了很多问题——羊的品种从哪儿来的，饲料在哪儿买的，草场什么时候开始退化的，往年羊卖给谁，价格多少，牧民们有什么想法。
一个叫加尼別克的年轻人说：“以前有人来收过，给的价钱低得不像话，一只羊才给三百块。我们养一只羊的成本都不止三百。”
一个叫古丽娜尔的女人说：“我们想自己卖，但是没有渠道。拉到县城去，人家不收散养的，说要什么检疫证明，我们办不下来。”
一个叫托合塔尔的老人说：“我年轻的时候，这片草场能没过膝盖。现在你看看，草根都露出来了。羊没得吃，我们也没办法。”
杨威听着，心里慢慢有了数。张建疆在旁边疯狂地记，本子翻了一页又一页，手指冻得发僵，但还是不停地写。
凌晨两点，人才渐渐散了。杨威躺在炕上，听着外面的风声，脑子里乱哄哄的。他把今天听到的信息一条一条地过——饲料、品种、技术、资金、渠道、检疫、品牌、物流——每一条都是一个坑，每一个坑都得填。
第二天一早，他们继续往里走。
红山牧场很大，一个牧场就是一个乡。他们跑了三天，看了十几个定居点，见了上百户牧民。最远的一个定居点在一条河谷里，开车进不去，他们走了两个小时才到。那户牧民是一对老夫妻，儿子去城里打工了，三年没回来。老两口养了五十多只羊，瘦得像狗，但老太太还是把仅有的几个馕拿出来招待他们。
每天晚上，杨威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白天看到听到的东西记在本子上。饲料、品种、技术、资金、渠道、品牌、物流、政策、培训——一条一条，写得密密麻麻。他的字很丑，像蚂蚁爬，但每一个字都用力到几乎把纸戳破。
第四天晚上，他们回到哈布力家里。
哈布力煮了一锅羊肉，非要他们吃。羊肉是唯一一只还没瘦成骨架的羊，哈布力本来留着过年吃的。杨威推辞不过，只好坐下。
吃着吃着，哈布力突然说：“小伙子，你是兵团的人吧？”
杨威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哈布力笑了，皱纹挤在一起，像一张揉皱的地图：“我看你走路，像当兵的。腰板直，步子稳，说话做事不拖泥带水。我年轻的时候，也给兵团放过羊。那时候兵团的干部走路就是这个样子。”
杨威心里一动。
“大爷，您放过羊？”
“放过。”哈布力端起茶碗，喝了一口，“那时候兵团刚成立，到处都在搞建设，缺肉吃。我们给兵团供羊，一供就是好几年。后来兵团自己养了，就不要我们的了。”
他叹了口气，看着窗外的雪。窗外的世界白茫茫的，和几十年前大概没什么两样。
“几十年了，我们再也没和兵团打过交道。”
杨威沉默了。他端着茶碗，没有喝。茶已经凉了，但他没有感觉到。
那天晚上，他想了很久。躺在炕上，盯着头顶发黄的报纸，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个问题——兵团和地方之间，到底隔了什么？是路太远？是政策不通？还是人心里的那堵墙？
第二天一早，他给阿依江打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阿依江的声音有些沙哑，大概也是一夜没睡。
“姐，我想在红山牧场搞个试点。”
阿依江沉默了几秒。电话那头传来翻纸的声音，大概是她在找红山牧场的资料。
“什么试点？”
“兵团和地方合作。”杨威说，声音在空旷的雪地里显得很清晰，“兵团有技术，有渠道，有品牌。地方有资源，有劳力。两边合作，把红山牧场的羊做起来。兵团出技术和标准，地方出羊和人力，一起做品牌、找市场。”
阿依江沉默了几秒。这几秒很长，长到杨威以为信号断了。
“你知道这有多难吗？”她终于开口了。
“知道。”
“你知道以前也有人试过，都失败了吗？”
“知道。”
阿依江又沉默了。这次沉默更久。杨威能听到她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像在克制什么。
然后她说：“你等我。我明天过来。”
第二天，阿依江真的来了。
她坐了四个小时的车，一路颠到红山牧场。下车的时候，脸色发白，嘴唇没有血色。她扶着车门站了一会儿，深吸了几口气，然后硬撑着往前走。
杨威看着她，心里有些复杂。他知道阿依江晕车，坐这么长时间的车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
“姐，你不用亲自来。”
阿依江摆摆手，声音有些虚弱，但语气很硬：“必须来。这么大的事，我不亲眼看看，不放心。”
她跟着杨威跑了三天。看了十几个定居点，见了上百户牧民，走了几十公里的路。她的靴子磨破了，脚后跟起了水泡，但她一声没吭。
第三天晚上，她坐在哈布力家的土炕上，沉默了很久。手里端着一碗茶，茶早就凉了，她也没喝。
炉子里的牛粪烧得正旺，火光映在她脸上，明明暗暗的。她的眼睛看着那些裂缝的土墙、糊着塑料布的窗户、打着补丁的被褥，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过头，看着杨威。
“干吧。”
杨威愣住了。他没想到阿依江会这么干脆。他准备了一肚子的话来说服她，结果一个字都没用上。
“我支持你。”阿依江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兵团这边，我帮你协调。地方那边，我去谈。政策、资金、技术，能争取的我都会争取。”
杨威眼眶有些热。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姐……”
阿依江打断他，语气里带着一丝笑意：“别叫我姐。叫我阿依江。”
杨威愣了愣，然后笑了。这是他这些天来第一次笑。
“好，阿依江。”
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坐在土炕上，一直商量到半夜。哈布力也坐在旁边，时不时插几句嘴，告诉他们当地的实际情况——哪个季节风最大，哪条路最不好走，哪片草场最适合放牧，哪个牧民最懂养羊。
阿依江负责对接政策——她列了一张清单，上面写着需要协调的部门、需要申请的资金、需要对接的政策。杨威负责具体执行——他又翻开那个写满字的本子，把任务一条一条地拆解、分工、排时间表。张建疆负责跑腿和记录——他在旁边记了两份会议纪要，一份给杨威，一份给阿依江。
凌晨两点，杨威合上本子。
“差不多了。明天开始干。”
阿依江看着他，眼神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炉火映在她眼睛里，亮亮的。
“杨威，”她说，“你知道吗，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就是个混日子的。”
杨威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我以前确实是。”
“但现在不是了。”阿依江说，声音很轻，“现在你是个干事的。”
杨威没说话，但心里有些暖。那种暖不是炉火给的，是被人看见、被人认可的那种暖。
第二天，他们开始干活。
第一件事，是解决饲料问题。
杨威联系了军垦城的专家，请他们来红山牧场看看。专家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陈，戴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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