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省主席李培基,却不敢如实将灾情上报给委员长,眼睁睁的看着河南灾情日趋严重。



抗战爆发以后,,河南作为中日对决的主战场,倍受战争蹂躏,农业受损严重。



1942年侵华日军频繁轰炸河南豫中、豫西地区,当时驻河南的国军百万军团,所需的军粮、马草甚至兵源补给,全部采用了“就地取材”的原则,其目的是为了减少运输消耗。



这无疑让饱受天灾的河南人民雪上加霜。



1942年大饥荒爆发之前,河南已经连续被压榨了五年,期间征兵、征粮都是全国之首。



哪怕在风调雨顺的年代,经过大量地、不断地交粮纳税后,农民们几乎不剩任何粮食储备。



到了1942年河南麦收仅一两成,秋粮又绝收,面对如此困境,当时河南征收征购的粮食仍居各省第一!



1942年在抗战抗灾的紧急情况下,汤恩伯乘机大发国难财,面对大量灾民,他没有开仓救助,反而“封仓贮粮”造成粮价飞涨,还在重灾区抓壮丁,大建官署,甚至驱使大批灾民修筑黄河新堤,造成累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水旱蝗汤,河南四害”这句河南当时广为流传民谣中,“汤”指的就是汤恩伯。



在这些压榨下,一步步造成了河南特级饥荒悲惨的局面。



随着灾情的愈发严重,国内一些报纸也进行了相关报道。其中《大公报》的一篇报道令委员长尤为愤怒。



主编王芸生在一则社评中,揭露了国民政府对河南灾民征粮的残酷,还谴责了重庆上层社会的奢靡,笔锋犀利,证据确凿。



委员长看到后愤怒下令让《大公报》停刊三天。



但此时的委员长仍不相信河南灾情。



“大老爷,老百姓们撑不住了,已经开始有人逃荒了。”向才贵又开始哭泣:“可是,地方官员不允许我们逃荒,说人都走了,今年的征粮怎么办?



他们派人堵住了村子的出口,要求夏收秋粮纳税必须按时完成,可是地里哪有一粒粮食啊?



村子里的人实在没办法,四叔公忽然想起,邱老爷在重庆一个大官家里当管家,兴许他能有办法。看着我机灵,就掩护着我溜出了村子来重庆。”



孟绍原面沉如水:“饥荒到了什么程度了?”



“没粮了,家家户户都没粮了,我出来,全村的人,给我凑了一块饼子,两把小米。”



向才贵的声音里透着绝望:“现在,都在挖野菜,剥树皮吃,可如果再不想办法,政府再不赈灾,野菜树皮眼看着也要吃完了啊。



村子里的老人们说,多少年都没看到这样的灾荒了,那些当官的,只要征兵征粮,我们有没有吃的,饿不饿死,没人管我们啊。



我从来没出过村子,也不知道重庆在哪,我一路问着走来的,一路上我有几次坚持不住了,可我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全村的人都在等着我呢。”



孟绍原沉默着。



过了许久许久,他才开口说道:“这件事,你找我有什么用啊。”



是啊,找我有什么用啊。



我是特务,不是管理地方的官员。



我没这个权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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