绸厂恢复生产后,女工人数增加到一千二百人。



周启元提议设立一笔互助金,用于工伤、急病和女工子女托管。过去遇到事故,总靠临时募捐,给多给少全看东家心情,既慢也容易起争执。



虞娇同意从年度利润中固定拨出百分之一,但先定了章程。



工伤医药费按凭据报销,急病可申请无息借款,托儿所按实际成本补贴。基金由三名女工代表、一名会计和一名厂方人员共同审核,她本人没有随意支取的权利。



“若有人真的很可怜,却不合条件呢?”周启元问。



“可以另外募捐,不能偷偷改账。”



“报纸会不会说东家不近人情?”



“报纸又不给基金添钱。”



基金成立后,没有用虞娇的名字,也没有举办剪彩仪式。第一年帮助二十三名受伤女工,托儿所让一百多个孩子不必被锁在出租屋里。



明德女校一名校董得知后,希望基金捐助学校的贫寒生。



虞娇拒绝:“章程只管绸厂工人与子女。”



“扩大用途也是善事。”



“今年扩大到女校,明年医院、孤儿院都来,最后谁声音大谁拿钱。工人交出来的利润,反而轮不到工人。”



苏曼青听说后,评价她做善事也划得太清。



可她自己的女校经过账目风波,也开始使用定额助学金,不再凭一封动人的求助信便临时扩招。



她没有承认那套规则有用。



虞娇也没有拆穿。



她仍旧很少去厂里,每季度只听一次报告。基金的日常事务由别人负责,她只在有人想挪用时,毫不客气地换掉管理者。



陆昭衡说她懒得很有制度。



虞娇靠着他笑:“这叫会用人。”



“夸你一句,明日能不能陪我去董事会?”



“不能。”



会用人,也包括不把自己用进去。



海城安定后,陆家生意逐渐恢复。



女子储蓄专柜从一间女宾室扩展为独立部门,聘用的女职员超过百人。绸厂采用新机器,利润比虞伯安掌管时翻了一倍。



虞娇因此越来越有钱,也越来越能花钱。



她一年做几十身旗袍,去南方避寒,夏日住山间别墅;她请最好的厨师,买喜欢的珠宝,出门永远有汽车和佣人。



报纸一面报道她开创女子储蓄风气,一面仍爱称她“海城最娇贵的银行家太太”。



苏曼青则被称为“最朴素的女校长”。



两人的照片常被放在一起。



一张是虞娇穿新旗袍参加花会,一张是苏曼青挽起袖子替学生修桌椅。文章末尾总要问一句:乱世女子,究竟该选择享乐还是奉献?



记者再次来访时,虞娇终于说:“苏校长办她的学校,我花我的钱。非要放在一起,是因为你们喜欢看两个女人互相证明谁更好。”



“那您认为自己的生活值得效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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